冠病带来的冲击和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影响，正在反复震荡着整个德国经济。

能源和原材料价格急剧上升，以及全球供应链的持续和新增中断，也拖慢了经济复苏的步伐。

消费者和生产者价格正，在以近半个世纪以来最快的速度上涨，而对GDP增长的预测则遭到了下调。

除此之外，德国还面临着多个可能进一步抑制增长，并催生更高通胀的重大中长期挑战。

首先，生产力增长率从1990年两德统一之后一路急跌，且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长期处于低位，而更高的生产力却是实现长期经济增长、竞争力和价格稳定的关键。

此外，德国的人口构成变化将加剧，退休人员相对适龄劳动人口的比率，将在这十年间的后半段明显上升。这将给社会保障体系和本已缺乏数量工人的劳动力市场，构成越来越大的压力，进而制约经济的中期增长前景。

如果针对去碳化的必要投资无法落地，或者德国向气候中和的过渡被证明是过分破坏性的，那么未来的经济增长也会明显减弱。

因碳定价催生的化石燃料成本上升，是发展可再生能源的重要激励因素，但这些有意为之的相对价格变化，有可能推高整体价格水平。

最后，德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极其依赖国际供应链的运作和弹性，而自2020年以来该供应链已被证明是脆弱且容易遭遇持续干扰的。

需高效前瞻政策

如果全球贸易的部分逆转或重组，意味着德国无法像过去那样从国际分工中得益，那么经济增长可能会更慢，通胀也会更高。

在此背景下，德国需一个高效、前瞻性且积极的财政政策，通过供给侧措施推动可持续增长，而不进一步刺激通胀，从而抵御目前滞胀风险。

同时，财政政策必须考虑到当今各项全球地缘战略挑战，并加强实现经济现代化、数字化和碳中和转型所需的私营部门助力。

这些原则反映在我们最近在联邦财政部提出的新财政战略中。

该战略以三大支柱为基础，并寻求在应对当前危机和防止进一步积累通胀压力之间，实现微妙的平衡。

1.  坚决有力回应特殊事件

第一个支柱是对特殊事件（如正在进行的乌克兰战争）作出坚决有力的回应。

为此，政府已经对受能源价格暴涨影响的家庭和企业实施了两套救济方案，包括迅速向弱势家庭提供一次性拨款并保护受到严重打击的企业。

为了避免造成额外通胀压力，这些吸收冲击的措施被设计为有限、临时且有针对性的。

比如对企业的支持都是前置性的，以确保那些受到重创但有盈利能力的企业能够在危机中存活下来。

而政府之所以能够以这种方式应对，要归功于在疫情前就建立的财政缓冲。

顺境中的审慎，意味着我们有足够财政储备来提升经济抗冲击能力，以应对疫情以及当前的乌克兰战争。

2.  释放生产力推经济

我们财政战略的第二个支柱，旨在通过释放市场的分配和生产性力量，来启动可自我持续的经济增长。而供给侧政策则是我们为减轻滞胀风险所做努力的一个组成部分。

该战略致力于在不将经济进一步逼向通胀瓶颈的情况下，用财政手段调动私营部门投资。这就需要为企业和高技能个人提供有吸引力的激励措施，并改善那些有前途高风险企业的融资渠道。

在更普遍意义上，我们必须加强德国作为一个良好营商地区的地位，而这需要一个更有利于创新的环境，有竞争力的税收制度，现代化的公共管理以及快速审批程序。

当前，德国建设液化天然气终端和加速能源部门转型的速度，已经体现了这类潜质，我们迫切需要在其他部门采取类似的举措。

3.  弹性财政债务永续

我们战略的第三个支柱，则着眼于财政弹性以及由此引出的债务可持续性。这体现在政府承诺最快要在明年回归到德国宪法规定的“债务刹车线”（限制本国借款能力的平衡预算规则）。退出财政扩张并恢复中性立场也将有助于对抗通胀。

恢复结构平衡的预算，将保障公共财政的可持续性，维护投资者信心并保持公众对政府的信任。联合政府将需要所有这三点来确保其现代化项目融资。

在通胀预期增强之时，财政弹性和更高的生产力增长，是一对互补的目标。两者都将有助于缓和通胀和推动德国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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