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安全领域之外，全面改革世界银行为美国总统乔·拜登政府提供了实现其关键外交政策成就的最重要机会。

世界银行理应成为应对危机、后冲突重建的重要工具，而且，最重要的是，它理应支持永续及健康全球发展所需的巨额投资。但目前的情况却并非如此。

世界银行金融模式的显著特点是，即使在其改革之前（尽管改革非常必要），甚至在不考虑其调动私营部门资金能力的情况下，从美国划拨的每一美元均可催化借贷的永久性增长超过15美元。（这是因为其他国家同样向世行捐款，而且，实收资本加了许多倍的杠杆。）

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有能力在全世界并以低预算成本做成大事，这是它们独有的特点。

两者均属于多边性质，而且绝大多数股东均赞成西方价值观。世界银行传统上接受美国的领导，总部设在华盛顿特区。

全球发展中心（CGD）的查尔斯·肯尼等人指出，尽管豪言壮语满天飞，但世界集体应对危机的能力仍然严重不足。

贷款没跟上增长

肯尼令人担忧的分析表明，尽管当前面临“综合危机”--包括迫在眉睫的全球经济衰退、利率高企和诸多经济体受强势美元冲击、食品和能源价格上涨、疫情持续蔓延以及气候变化加速--但自2017年来，世界银行的贷款甚至都没有跟上经济增长的速度。

事实上，去年的贷款额甚至有所下降，而国际货币基金也没有好到哪去。

对于美国和其他主要国际货币基金及世行股东而言，这理应不可接受。鉴于下一个十年我们所面临的大规模全球挑战，世行应当考虑的不是数十亿、而是数万亿美元。

如果说战争太过重要不能任由将军们来决定它的走向，那么全球生存融资也太过重要，不能任由绿眼罩（媒体）和国际官僚肆意妄为。

有必要采取4项措施，它们都与美国财长珍妮特·耶伦最近的讲话以及几家智库最近所发表的声明大体一致。

须关注永续发展

首先，世行需要发布关注永续发展、全球公益和减贫事业的全新、更广泛的使命宣言。如果不将全球模式转向永续发展，就不可能在减贫方面取得持久成功，如果不在减贫领域取得进展，就不可能找到实现全球绿色转型的途径。

没有行动支持的使命宣言没有任何意义。世界银行股东坚持实现在2024~34年间贷款2兆美元（约9.4兆令吉）的金融目标。

其次，世界银行必须改革其财务模式，纳入覆盖范围更广的资金杠杆；重新考量其贷款工具，包括时间范围和程度条件；同时为刺激私人投资而将世界银行的联合贷款与国际金融公司（世界银行的私营部门贷款分支）及多边投资担保机构联系起来。

应当考量由马克·普兰特、全球发展中心和其他人所提出的将特别提款权（SDRs，国际货币基金的储备资产）用作发展资本的理念。（迄今为止，虽然宣传规模浩大，但就我所知，特别提款权新的份额分配并未影响到世界各地的发展速度。）

第三，迫切需要改革世界银行的文化及程序以凸显执行速度。终有一天， 重建乌克兰将成为首要任务。如果不进行改革，我期待重建资金能够打破太多其他后冲突局势的惯例，按照事先承诺的时间表完成快速转移，但我对此并不抱太大希望。

认识危机快速供款

我还希望世界银行在所有国家、所有行业均摆脱我曾说过的“护航策略，”转而强调那些真正重要的。认识到危机时刻以最快速度提供大量资金，可能是对客户国家具有重大价值的。

第四，将在一年内商定的大规模绿色资本增量理应反应上述步骤。鉴于世界需求如此迫切，此次增量应当是之前2018年130亿美元（约611亿令吉）增量的2至3倍。我

估计，需要美国在8年内耗资约50亿美元（约235亿令吉）的300亿美元（约1410亿令吉）的实收资本增长可以支撑近1000亿美元（约4700亿令吉）的增量年度贷款，上述额度主要用于支撑能源转型改革。

与其说这是一份详细计划，还不如说是一个目标。我的目标是传达紧迫感，同时衡量当下需求。我承认，我已经有段时间没有任职，因此，对于世界银行和各国财政官员所指出的限制条件已经难以感同身受。

而另一方面，历史有些关键时刻，从不可思议到无法避免之间的转换速度是令人头晕目眩的。

情况一定是这样。过去几年这一切发生后，美国及其盟国重新赢得发展中世界的信任极其重要。

没有什么比共同为各国的最重要事项提供大规模支持更好的重获信任方式了。而且，调动支持最快、最好的方式就是世界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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