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军（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上海智库机构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随着中国正努力应对包括房地产行业内爆、人口结构不利和增长放缓在内的多项巨大挑战，人们对这个全球最大增长引擎未来前景的疑虑正在加深。

再加上该国的地缘政治崛起，以及与美国日益加剧的紧张关系，让理解中国政治经济体制的需求，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

麻省理工学院教授黄亚生最近出版了一本名为《东方的兴衰： 考试(E)、专制(A)、稳定(S)和技术(T)如何为中国带来成功，又为何可能致使其衰落？》的新书。

改革才能发挥潜力

在书中他从过去两千五百年--包括过往四十年--的历史记录中，富有启发性地剖析了“EAST”这个缩写词，并从中得出了一个明确结论：中国必须彻底改革，才能充分发挥其发展潜力。

黄亚生认为中国衰落的种子，早在六世纪开始推行令人窒息的科举制度时就已经种下了。在他看来，这一制度为历史学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的“难题”--为什么拥有深厚科技优势的中华帝国，未能早于欧洲发起自己的工业革命--提供了答案。

在引入科举制之前，中国已经产出了一些史上最具变革性的发明，如火药、指南针和纸。但黄亚生的实证研究表明，中国的创造力在公元220-581年间（也就是从汉朝灭亡到隋朝建立之间的混乱权力真空期）达到了顶峰。“中国的第一波技术停滞，”他认为，“与中国政治分裂期的结束相吻合。”

《东方的兴衰》确实夸大了历史记录的某些方面，以提供一种比实际情况“更干净”的叙述。比如黄亚生以宰相辞职的数据集为基础得出结论说，皇帝与官僚之间的制衡随着科举制度的推行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共生关系”。

其结果是一种近乎线性的衰落叙事。但这个说法很难与清朝的“勤勉革命”相契合--在那段时间中国人口增长了一倍有多，GDP占据了全球三分一的份额。

不过，黄亚生也有极具洞察力的时候，比如他就质疑了戴维·兰德斯（David Landes）关于国家扼杀技术进步的判断。相反，黄亚生认为“中国早期在科技领域的领先地位的关键来自于--甚至可能完全来自于--国家所发挥的作用”。

他引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North）的话写到：“如果你想发挥现代科技的潜力，那光靠国家是不行的，但没有（国家）也不行。”

单一制度根深蒂固

问题在于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呢？

在黄亚生认为，单一制“在中国根深蒂固，因为它的设计近乎完美，同时又不存在公民社会和民众笃信的价值观和规范”。

他又写到，古代中国的 “中央集权制统治”倾向从根本上说是文化造成的，单一制的“因果方向”是“从文化到政治，而非反之”。

同样，许多现代中国学者将中国在19和20世纪的国运衰落，多数也归咎于保守的儒家思想，认为它缺乏探索精神或冒险动力的内涵。

黄亚生甚至认为，相对于儒家而言，新思想更有可能在杰出历史人物更多为佛教和道教信徒的时代蓬勃发展。

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的国家结构和政策偏好，并非主要源于文化，它也是深思熟虑的制度安排的结果。无论如何，对中国自上而下架构的狭隘关注，多半会掩盖中国政治和经济生活中许多方面的自下而上的本质。

要知道，中国政治经济的特点不仅在于控制，还在于自主。虽然中国得益于国家以深思熟虑、自上而下的政策（比如政府的各项五年规划）为形式的管理，但自下而上、混沌无序的私人活动（如创业）也被证明对中国的发展至关重要。

要评估中国面临的挑战，从释放“动物精神”到推行体制改革，理解控制与自主之间的平衡就至关重要。

《东方的兴衰》一书还探讨了为什么中国迄今为止，能够避免所谓的“塔洛克诅咒”--即皇权继承因其特有激励机制不良和错位导致的不稳定或冲突。

但是，对经济学家戈登·塔洛克（Gordon Tullock）所探讨的另一种现象--寻租--进行更深入的分析或许会对理解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现象有所裨益。

任何国家的经济和人类发展轨迹，在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官僚精英们是利用权力创造价值，还是借此攫取价值。

企业寻租在所难免

某种程度的寻租或许是不可避免的。人们可能会认为十九世纪美国的“强盗大亨”不道德，但洛克菲勒家族、范德比尔特家族、卡内基家族和其他大家族，在使美国成为全球最繁荣国家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同样，比尔·盖茨和马克·扎克伯格等人创建的科技垄断企业，也一直是美国创新的典范。

遗憾的是，黄亚生的论述缺乏对寻租与价值创造之间关系的细致评估。他本可以指出中国的“精英质量”远高于人均GDP相同的其他国家。但其实中国的这项指标得分与人均GDP为其三倍的欧盟国家不相上下。

事实上，正是可持续的价值创造在数十年间支撑着中国两位数的经济增长。当然，正如黄亚生明确指出的那样，过去几十年来推动中国崛起的发展战略，在很大程度上已达极限。

如今，中国必须利用自身的创新潜力和高素质精英去激发其动物精神，改革其体制，同时追求更大的自由化。

未来即将发生的事件，都将基于中国独特的传统价值体系，而正如黄亚生所强调的那样，它是过去繁荣和创新的基础。而这所体现的正是中国政治经济体制的核心特质--坚韧，而非僵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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