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谈到首相兼财政部长安华，即将提呈的财政预算案，主要面对来自至少三大方面的挑战。

其一，是安华不时提起的高企国债，要如何得以合理的偿还，或至少“维持”（包括支付相关利息，呈现有短期、中期、长期的偿还能力，不致借贷方（尤其是国外的）启动强制性偿还机制）下去，也还是很考财政部、经济策划单位，以至公关团队的功夫的。

国债对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是很严重的课题。美国作为世界首号经济体，欠了国内外高昂的债务，但却得以继续越借越多，各造借贷方好像都不在意，也从未针对美国启动强制性偿还，这主要也是因为美国经济被普遍认为庞大到不能倒下，以免对全世界的经济造成系统性、灾难性的负面后果。

但那是只有美国才可享受到的特权借贷特权，其他甚至连也算发达的国度，都未必可享受到如此的“优惠”待遇。

君不见去年英国前财政大臣提呈一项减税但未削减福利的迷你财政预算案，立时引起世界金融界的一阵恐慌，英镑币值大跌，眼看英国的各造借贷方就要启动强制性偿还机制了，当时的英国首相只好扛起政治责任下台，成为近代任期最短的英国首相。

其他一些经济规模相对细小的国度，如斯里兰卡、黎巴嫩，还有南美洲许多国度等，国债高企到一个程度，借贷方就会毫不留情地启动强制性偿还机制，引至这些国度纷纷破产。

希腊、冰岛、爱尔兰等欧洲国度，当年在世界金融危机时，也几乎倒了下去，这些都是值得本地警惕的例子。

政府商界收入不足

财政预算案所面对的另一项相关挑战，来自政府收入的不足。

安华已然断言，不会重启之前令人诟病的消费税（GST），而如这项会涵盖更多纳税群体的税项不予实施，则政府看起来就有可能需要启动其他税项来开源。

一时之间，什么暴利税、遗产税等甚嚣尘上，虽然谈不上是风声鹤唳，但也还是引起各界经济角色扮演者的担忧的。

到底在之前新冠病毒疫情影响下，各界切身感受到本地经济仍然处于低迷状态，如果政府在这个时刻调高、开启个别或整体的税收，则私人界振兴经济的决心也会大受打击。因为收入不足的，远不止政府，私人界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而本届财政预算案所面对的第三项相关挑战，也还是政府的庞大开销支出。这一方面所指的，是政府的行政开销与发展开销。

长期以来，前者与后者的比例大约是八比二，即八成的开销是拿来维持政府的正常运作，包括支付公务员薪金，以至维修公共设施等，而只有二成的开支是拿来促进国家发展，包括建设各项基础设施等。

行政开销比重过大

如此的比例，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可能也还是有着很大的改善空间的。

要真正促进国家的发展，这比例有可能需要修改为七比三，甚至六比四，最好是一半一半，甚至让发展开销超越运作开销，以便让我国能更有优势地迈向先进国家的行列。

当然，如果要降低政府行政开销的比例，那就意味着譬如要调低公务员本来就已不高的薪资，甚至削减公务员的数量等。

在这经济仍然低迷的时候，如此势必会增加本地的失业率，再加上当下政局混乱，政府是否会有如此的政治意志，进行如此重大的财政改革，也还是很成疑问的。

另一方面，政府的庞大开销，也来自对于许多经济领域的五花八门的各项津贴。这些津贴当然都有削减的空间，至少也有调整的必要。

转向针对性津贴

譬如对于一些食品或其他必需日用品的津贴，让这些物品的价格得以维持偏低的做法，可以改为更有针对性的津贴，譬如不津贴这些物品的价格，而是派发相关的优惠券予低收入或有特殊需求的群体，让这些津贴得以输向真正有需要的相关各方。

如预算案里有着如此的津贴调整，则希望不会引起太大争议，也促成在经济上更为和谐的社会。

总之，财政预算案主要是要通过各类的开源节流，来力求政府的收支平衡。

在这过程里，如果一些政策得以让本地社会更为所谓的昌明，也就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