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國際出現了一個看似“正義”的組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向當時經濟處於水深火熱的印尼、泰國、韓國等三國伸出援手，反觀大馬，因政治情勢所逼，終以資本管制阻絕了外力（IMF）的干預。

IMF的援手看似友善，但對印尼、泰國和韓國金援底下伴隨而來的政策限制與市場開放，引起了不少爭議。IMF所謂“國際”的公信力，也不時引來市場抨擊。

最近，“國際”信評機構開始出手了，只是焦點轉向了飽受QE熱錢肆虐的新興市場。

5月，標準普爾基於印尼的經濟改革動能放緩，將印尼主權信用評級展望從“正面”下調至“穩定”；7月，惠譽也下調大馬的主權信貸評級展望，從“穩定”至“負面”，以反映大馬政府的財政改革方向不明。

惠譽未正式下調評級，大馬股匯市馬上如臨大敵，外資大逃亡的警報聲中，馬股單日一度挫21點；馬幣兌美元更元氣大傷，創下3年新低。

確實，今年不是新興市場的好年，中國爆發錢荒和經濟硬著陸風險，令新興市場的經濟勢頭降溫，而美國量化寬鬆（QE）醞釀的退場機制，也不時牽動新興市場資金流的神經。

以國家債務逼近上限55%，預算赤字佔國內生產總值（GDP）4.5%來看，大馬對外圍經濟風險的財政彈性的確面臨了相當挑戰。

因此，經濟動能降、外資逆轉，令這些信評機構對新興市場“有機可乘”，一個經常賬萎縮、借貸高居不下、經改方向不明，就足以令市場的信貸評級岌岌可危。

但問題是，中國經濟疲軟，歐美經濟時晴時雨，高槓桿、經濟缺乏改革方向，其實幾乎是全球經濟體面臨的難題，更重要的是，先進經濟體帶動的貨幣寬鬆風是新興市場資產膨脹的禍首，但今天，這些資金流反而成了這些國際組織攻擊新興市場的“利器”。

標普、穆迪和惠譽長期在國際信用評級市場中三分天下，甚至被譽為“金融市場的看門人”，但是這所謂“國際”的聲音，究竟代表了誰？說穿了，不也是那些搞得新興經濟體市場大亂的先進經濟體？

更值得深思的是，信評機構對新興市場掀起的下調風中，最得意的看來是那個以QE“侵犯”了新興市場後，一時嚷著要提前退市，一時又言無意加快退市的美國。

諾貝爾經濟獎得主克魯曼就曾經批評信評機構對國家債信級不值得信任，如標普2002年調降日本評級，9年後日本依然能夠以低廉的成本自由舉債；曾在穆迪任職11年副主席哈林頓也曾指控穆迪評級程序普遍存在利益衝突，一手向客戶收錢，一手為客戶的金融產品評級。

所以，無論是IMF，還是這些信評機構，所謂的“國際”公信力似乎存在著太多的先天性缺陷，而在QE退場論鬧得沸沸揚揚時，哈林頓所言――評級機構單憑一枝筆就把市場搞得天翻地覆，破壞國家經濟……說不定也是評級下調的弦外之音。（星洲日報／焦點評析：陳曉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