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多年来，大马的私人投资增长率及其在国内生产总值（GDP）所占比重持续下跌。在国内外因素拖累下，私人投资动力已从2011至2015年期间的年均12.1%，于2016至2019年期间下跌至年均4.8%。

上述国内外不利因素，包括2008至2009年国际金融海啸后，全球经济概况不均衡、国内经济增长转弱，以及投资氛围疲弱，包括监管与合规成本偏高、政策过渡性持续不明朗，以及政治不稳定。

2020年首9个月，由于爆发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导致经济衰退，以及投资情绪极度疲弱导致商家和企业纷纷削减资本开销，私人投资按年下跌了13.2%。

大马投资发展局批准的国内直接投资（DDI），于过去多年年均下滑6.4%，从2014年的1751亿令吉，于2019年下跌至1255亿令吉。获批准的外来直接投资（FDI）则年均增长5%，从2014年的646亿令吉，于2019年增至824亿令吉。

2020年首9个月，大马批准的DDI按年萎缩21.6%至672亿令吉（占批准总投资额61.2%），批准FDI则按年猛挫34.9%至426亿令吉。

去年外资猛挫71%

2010至2019年这10年内，DDI平均占获批准投资总额69%，尽管过去几年所占比重有所下降。FDI则占批准投资总额其余31%。

实际流入大马的FDI，于2016至2019年期间年均下跌5.3%，反观2011至2015年期间则年均增长6.2%。

2020年首9个月，流入大马的FDI按年猛挫70.5%，这和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投资趋势监测预计的2020年整年按年下挫68%相当一致。

后者估计，大马去年FDI只有25亿美元（101亿令吉），相对东盟区则平均下跌31%，达1070亿美元。

国内外投资互辅

私人投资是整体经济的一个重要环节。由国内和外国投资组成的私人投资需获得持续，以扩大和多元化我们的工业基础、提高生产能力及经济增长、加速科技进展、创造高收入工作及加强出口。

国内和外来投资可以有强大的相辅相成，或相互替代的互动关系。决策人经常被询问的一个问题是，我们应聚焦于国内投资或外来投资？此外，一些疑问则是，究竟是FDI带动国内投资，还是FDI把国内投资排挤掉？

大量的研究一再证明了FDI带来的种种好处，包括创造就业机会、通过科技和技术知识转移加深工业基础、加强与国内企业的链接、进行更好的商业守则管理、建立商业网络与进入国际市场，以及支援国内金融系统及资本市场。

维持优质国内投资同样重要，而且必须继续促进，以推动大马经济及扩大工业结构，尤其是中小型企业（高占大马商家总数98.5%、占2019年GDP的38.9%、占总就业人口48.4%或730万工作岗位，以及占大马出口总额17.9%）。

在2010至2019年期间，制造领域获批准的国内投资，规模及资本投资价值（平均每个项目4860万令吉），远比外资（1亿2170万令吉）来得低，而且资本与高科技也远不如外资密集。

不过，由于本地投资项目的性质和种类遍布于各行各业，因此所创造的就业机会通常远多于FDI。

须解决商家痛点

在一批能力强的国内商家和中小型企业支援下，跨国企业将会乐于扩充现有业务，并设立新厂房，前提是现有生态系统有能力支援它们的业务，尤其是我们的本地业者有能力和高增值的全球供应链接轨。

时间最关键

本土工业是大马投资与工业发展的骨干，它们早已在我国深耕，并扎根本土永续经营，因此无论是联邦政府、州政府或地方政府，应以协调方式获得进一步的投资辅助。

对投资者而言，时间就是关键，它们的投资申请必须获得尽快审批，而和经商相关的各项营运课题必须从速迎刃而解。

冀减少监管

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地方政府辖下的各政府部门和机构扮演一个决定性的角色，以营造一个可预测的有利商业投资环境，并不分本地投资者/企业（无论是大企业、中小企业及小企业）和外国投资者，有效的促进投资。

重新聚焦于改善监管与投资的辅助工作，将是减低政府与商家互动间产生的摩擦成本的关键。

政府对于商家的常见痛点包括延误、审批过程中缺乏透明度、文书工作负担、重叠、不一致及复杂性。大部分商家希望减少的监管，他们真正想要的是耗费较少的时间在合规事宜上。

各方普遍认同的是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地方政府需要重新聚焦于解除商家企业面对的的各种障碍，以打造一个有利于在我国投资和经商的环境。

政府应尽可能减少各种条规对商家企业带来的痛楚。

决策人也须通过让国内外投资者携手合作，为大马经济带来最优化的各种利益，加强国内外投资带来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