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是今年美国、欧洲和亚洲大部分国家都强调的施政主轴。

在美国，最近疲软的贸易数据使顾虑加深，美国总统欧巴马正加紧敦促国会赋予贸易促进授权法（TPA），又称快速通关法（fast track），好完成跨太平洋伙伴协定（TPP）。贸易促进授权法，将禁止国会修改贸易协定，只能表示赞成或反对。

如果法案获得通过，由国会掌控的贸易谈判许可权将全权赋予总统一人，很有可能推动日美主导的TPP谈判迈向达成妥协。

没有TPA，贸易伙伴国就会避免提出最大的让步条件，以防美国国会在批准协定时“再剥一层皮”。

欧巴马促销TPP时，往往强调TPP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等昔日协定的差别。

譬如TPP纳入太平洋国家对环境和劳动权益的承诺，也牵涉美国议论多时的亚洲战略性“再平衡”的地缘政治考量。

就像宣传消费品一样，“更新再进化”的口号的确有市场。

经济益处最直接

NAFTA和过去的贸易协定不受支持，所以欧巴马政府的诉求很明确：“我们已从错误中汲取教训，这项协定会解决问题。”

但前提就错了：过去的协定的确有利美国（也有利贸易伙伴）。

TPP可带来同样的经济益处，才是最直接了当的诉求。

从贸易获得好处的经济理论理当追溯到李嘉图（David Ricardo）经典的比较优势理论：国家应该生产和出口他们相对最擅长生产和出口的东西，进口其他国家相对更擅长生产的东西，这样所获得的好处最多。

此外，贸易提升生产力，也因此就美国制造业而言，出口商支付的工资比其他公司平均高出18%。

家庭有机会买到低价的进口品，收入的购买力也提升了，省下的食品和衣著花费尤其显著。

争论工作机会

美国贸易争论始终未脱离“政策究竟会增加还是减少工作机会”的框架。

这种顾虑与早期重商主义著重政策会改善还是恶化贸易平衡，堪称系出同源。

所谓“重商主义者”可以定义为只相信贸易顺差有益、贸易逆差有害的人。

即使依此逻辑推论，也可以找出美国的说帖。

美国市场已经相当开放，像越南、马来西亚和日本等TPP参与国，他们对有些商品筑起的关税壁垒比美国还高。

因此，自由化有利美国对亚洲出口，更甚于有利亚洲对美国出口。

1990年代末提供贸易理论应验於现实世界的例证。

贸易量迅速增长，部分因素是1994年签署NAFTA，1995年成立世界贸易组织取代关贸总协定。

无论如何，重商主义的逻辑已无关紧要。

美国失业率已经远远低于6%，离充分就业不远矣。

如果今年产值和就业的成长和2014年一样快，美联储可能认为有必要最快今年6月开始升息。

或延后升息

从目前的情况看来，美联储几乎肯定会延后一阵子升息。

如果贸易协定带动美国出口确实大於进口，美联储或许不得不提前替经济踩煞车。

但真正的重点是，如果美国能够提高对大马的汽车出口、对日本的农产品出口，以及对越南的劳务出口，实质工资因此上扬的幅度，会比创造更多工作所带动的工资涨幅还大。

这就是为什么如果TPP顺利过关，会像过去的贸易协定一样，让美国实质所得中位数恢复上升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