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活在历史当中，既然活在其中，而历史却又还在演变着的话，我们自然无法得益于后见之明，因为那是一种只有在历史终结以后，回顾过去才能取得的视角。

虽说是事后孔明，要是恰当地总结教训，对于往后的事先洞察却攸关重要。

举个例子，我们从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归纳所得的其中一个最重要的教训，就是债务的期限错配（maturity mismatch）。

由于商业投资一般都得耗时完成，要是用来融资的债务偏向短期，投资发展期间就得不断再融资，这时候资产和债务的年限就出现了错配。

万一间中短期资金出现断层，再融资受挫，计划就得半途被腰斩，不仅前功尽废，还一并引发金融和经济危机。

而货币错配（currency mismatch）的出现，也会让宏观经济变得更脆弱。

道理很简单，当用以融资本地投资的资金多属美元或其他主要货币债务，令吉的任何风吹草动，都会导致债务负担瞬间倍增，压垮哪怕一开始还是财务健全的企业。

别说政府没钱救经济

把这道理套用在国债的问题上，你才能在众人都为国债破一兆而惊讶不已、大马长期外币债券违约评级被下调而高喊国家快破产之际从容以待，因为你知道国债几乎全是5年和10年以上并以令吉计价的。

这就是我在，〈货币化国债引担忧〉和〈外币国债降级的轻与重〉文中，借用历史教训以理清当下迷思的尝试，而目的只有一个：别说政府没钱拯救经济。

压平曲线vs压垮经济

现在每日确诊病例于两万上下游走，卫生总监甚至估计9月中才达高峰，政府却开始允许全剂接种的国民跨县跨州，虽然明知即便是全剂量接种者也可以被感染并具有传播能力。疑惑之际，我读回于今年一月自己所写过的〈再现管控令〉。

“经历过了多次不同类别的管控令以后，我们必须承认一个事实，那就是管控令无论有多严厉，也只能压平执行期间的疫情曲线，并无法确保事后它不会卷土重来”。

“但是，每一次的执行却会对经济造成持续性的伤害，而每一次的伤害，也都会进一步减弱经济面对下一轮管控令的抗压能力。”

“换言之，我们必须在压平疫情曲线和压垮经济曲线的取舍之间调整心态”。

“管控令不应该再回到当初以确诊病例为措施目标，而是以基本传染数为目的，切断传播链，明确说明执行期限以舒缓医疗设施的压力之余，也最大化经济的运作，让公共卫生和经济都能打持久战”。

7个月以后，当疫情和经济几乎双失的时候，政府才执行有明确时间表的国家复苏计划，并考虑让重症比例和死亡病例，取代确诊病例成为进阶的指标，在全剂量接种的人口比例仍未达30%之际就放宽条例，自然也是经济复苏动力濒临瓦解的无奈选择。

历史总是爱开世人玩笑。正当去年三月疫情开始肆虐，商业活动几乎全面停顿、悲观情绪弥漫，百万失业大军和骨牌式结业的呼声此起彼落的当儿，经济于去年六月在商业活动重启以后却意外地强劲复苏。

随后，当我们开始高谈阔论疫情后的新常态，又有谁晓得，拐个弯以后，我们却陷入了今天这般窘境。

不过也正因为世事难料，才有去年年末的另一篇文章〈风雨过后见彩虹〉所言，“事情的发展往往就是如此曲折，惊吓以后带来惊喜，因此对于未来我们总是充满期待”。

也顺便以此文记“经济叙事”专栏一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