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任首相人选尘埃落定，新内阁估计也将在近日内出炉，虽然拿督斯里依斯迈沙比里仍需通过国会信任动议，从最高元首下至平民百姓，无一不希望朝野暂时放下政治角力，全力抗疫和复苏经济。

任何势力此时再生事端，那可是与民意为敌，所以相位大概可保十多个月，直到国会为下一届大选而解散。

于三年内换了三任首相和三个内阁，我以为既有一喜，也有一忧。

喜的是政权总能顺利交替，不管那新政权是否合你我口味，因为这是民主体制能否健全存在的必要条件之一，也是政治动荡止于国会而不至于引发社会动荡和经济崩溃的充分条件。

忧的是，政权固然是更替了，但体制和思维恐怕如旧。

副首相一职乃至内阁成员的分配，从来都是一种政治搞赏和权衡，只有微多数优势的沙比里政权更是如此，如何通过官职安排安抚各方势力，才是他的首要考量，至于专业治国，那大概是只闻楼梯响。

预算案料史大最大

内阁成员确认了下来以后，所提呈的第一个经济政策，将会是2022年财政预算案。

毫无意外的，这将会是史上开支最大的财案，因为政府会继续关怀人民，给予家庭更多的拨款援助，而为了振兴经济、支援复苏，政府也将继续给予更多的拨款援助和税务奖掖，以鼓励自动化和数字转型、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并吸引外资。

如此套路，历年不衰，今年也不会有例外。

当然，以关怀人民、支援家庭和企业、振兴经济和推动产业转型为口号没任何不妥，也理当是经济政策的核心价值，问题就在于执行的远见、魄力和协调。

去年出席过一场线上研讨会，新加坡国务资政兼社会政策统筹部长尚达曼是当时的主讲嘉宾之一，犹记得他那简单的开场白，“我刚和八个不同部门的部长开了会议，商讨新加坡的社会政策”。

跨部门拟定和协调社会福利政策？对于一个“部长之间没有WhatsApp吗？”、“我的防疫前门是关了，但有人把后门开了”的国家而言，那大概是一件难以想象的事。

说起新加坡，不得不多提这一点。依“新加坡规划之父“刘太格所言，新加坡建屋发展局在全盛时期，曾聘有12位具有博士学位的社会学者。

数字转型流于表面

为何建房子也需要社会学者？因为盖的不仅是楼房，而是建造一个以人为本的生活社区，所以跨学科合作是一种必要。

这一两年来，大家谈得最多的课题莫过于数字化，但焦点总是离不开如何将销售业务转线上，再厉害一点的也就将后台办公室、前线销售业务及贮存等任务都数字化。

但那都不是数字转型，因为数字转型的精神，在于通过数字应用将不同部门的运作，统整为一个更有意义和效益的商业模式，而那需要思维上的改变，否则一切转型徒有形式没有效益。

企业如此，政府如是。

税改须跨部门合作

新政府需摒弃“一份政策，部门各自拟对策“的旧习惯，推动以使命为导向的跨部门、跨学科的合作，因为每一项经济政策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

举个例子，要重新推出消费税？那请将税制改革视为以提高家庭生活水平为使命的改革，将企业发展部、工商部和社会福利部也一并纳入商讨，改变消费税被视为洪水猛兽的刻板印象，将其与福利政策和产业政策挂钩，因为消费税税收既可用国家红利回馈于民、也可于财务上支援产业转型。

身为经济学者，我无法不认同凯恩斯的这句名言，“无论对错，统治世界的就是思想，而非既得利益“。

既得利益的力量之所以强大，那是因为思想匮乏。要真能换个脑袋，来个不一样且能让人民感受到并看得见的施政思维，既得利益的力量也得靠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