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美国的政治领导人一直在试图对抗中国的工业政策，而最近又试图仿效它。

可是他们的行动计划暴露出对中国将威权政治体制与活跃的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所带来的独特挑战的严重无知。

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企业，包括一些世界上最具创新力的企业，偶尔会被要求为政权的政治目标服务--这是创新型私营企业和列宁主义一党制国家的空前结合。

西方国家无法在这方面与之抗衡，也不应该开始尝试。然而，美国为应对中国所采取的经济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错误的。

例如，美国希望中国减少对国有企业的支持，尽管大量证据表明，这种援助会阻碍中国的私营企业获得需要的资源。

美国面临的真正挑战来自华为和阿里巴巴等私营公司，它们生产美国消费者急切购买的商品。

这种挑战并非来自像中国商飞这样的国企。中国商飞从未盈利，更重要的是，它阻止了类似波音的私营企业在中国出现。

事实上，现在主导中国经济的私营企业是在前总理朱镕基在21世纪初关闭或私有化数十万家国有企业之后才起步的。

这些国企的关闭为私营企业释放了资本，为它们的成长扫清了道路。

如果说政策制定者取消朱镕基的改革，重振所有老旧亏损的国有企业，会有人真的相信中国经济会变得更强吗？

又或者想想美国对中国政府所谓的“中国制造2025”计划的执念，该计划向半导体等“战略性”行业的私营企业提供补贴。目前还不能完全确定用于支持此类行业的数十亿元人民币是否有效，但就迄今为止的证据来看并不乐观。

在全球占主导地位的半导体制造商是台积电，而非中国大陆的行业冠军中芯国际。

迄今为止，中国在这一领域投入的巨额资金已导致像鸿信半导体这样的重大失败，并且涌现了近6万家缺乏技术能力、但又想获得补贴的新企业。

缺乏问责制

当政府补贴工业部门时，这种结果再常见不过了，而这或许仅仅是因为缺乏问责制。毕竟，当数十亿美元被浪费掉，而分配资金的官员们已经调动到其他岗位时，谁来为此负责？

中国商业部门的增长不是由对国有企业或工业政策的支持推动的，而是由地方政府对私营企业强有力的支持--包括北京的现代、上海的特斯拉和通用汽车。 

“在中国销售更多通用别克和雪佛兰的商业目标变成了一场政治和经济运动，以增强上海这座城市的实力，” 一位长期观察中国汽车业的人士表示，“把它想象成上海公司，市长是董事长兼总执行长。”

地方政府强力支持

地方政府的支持对中国私营企业尤为重要。

一个例子是，尽管遭到国有铝业巨头中国铝业的强烈反对，但东方希望集团仍在河南省三门峡这样的小城市的支持下，成为了中国最大的私营铝生产商。

中国地方政府间还相互激烈竞争以吸引企业--这是私营企业得以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这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强大的地方党委书记之间的竞争，他们中的许多人最终成为了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成员。相比之下，负责工业政策和国有企业的中央政府部长几乎从未进入党的高层。

如果美国迫使中国取消对国有企业支持，并撤销其工业政策，那么这只会使中国成功地解除对私营部门的束缚，从而在地方党委书记的支持下，更有可能出现其他创新型私营企业来挑战美国企业。

尽管美国消费者将从中受益，但这些中国企业，无论其意图如何，当被要求推进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目标时，别无选择，只能服从。

模仿最糟糕部分

然而，美国的策略似乎侧重于模仿中国工业政策中最糟糕的部分。最近国会通过的《促进美国制造半导体法案》就是一个例子，该法案将为美国芯片制造商提供投资税收抵免。此前，美国参议院在6月份批准了一项520亿美元的投资，作为《美国创新和竞争法案》的一部分。

很容易理解为什么美国半导体行业会乐意接受这520亿美元。

但除了补贴资金充裕的需要使用芯片的美国公司所带来的公平性问题外，这项措施将产生与中国向半导体领域投入数十亿美元相同的结果。它将催生出专门从事获取免费资金、而非投资新技术和新产品的公司，从而导致美国半导体行业进一步落后于全球领先企业。

那么，美国应该做些什么呢？二十世纪的美国外交官乔治·凯南  在晚年曾说过：“如果我们希望俄罗斯人让我们做美国人，我们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让俄罗斯人做俄罗斯人。”他的建议也适用于今天的美国对华政策，虽然更复杂的是，当前的威权超级大国也拥有市场经济。

关于中国，美国真正面临的商业方面的挑战，是国家安全与经济交流利益之间的权衡，而不是中国对国有企业的支持或工业补贴。并且，美国能做的最糟糕的事情就是制定自己的工业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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