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相安华访华归来，就在国会中重述访华期间提及过的，马中贸易往来应以各自语言交流，意思就是要摆脱英语霸权，那么马来文就不必因为英语体系的变动而在词汇上显得匮乏。

而安华所言，似乎是在蹭着有关于“去英语化”及“普通话化”的浪潮。近来相关新闻颇繁：中国国内开始了以普通话记录进口液化天然气采购交易合同、巴西宣布与中国以本国语言进行双边贸易、普通话成为俄罗斯最惯用的外语、印度也开始着手使用淡米尔文来记录并进行贸易、东盟也有意在跨境贸易和投资中加强使用各自语言。

对于事态的发展，有者欢呼，主张“去英语化”乃主权独立的一大胜利，嗤之以鼻者也不少，认为英语作为国际通用语言，放弃英语无疑会加剧经商成本，也有人质疑，“普通话化”甚至是“淡米尔文化”不过是另类语言霸权的崛起。

当然，以上故事，纯粹虚构，如有雷同，却不完全是巧合。只要把各国语言换成货币，不难发现，虽然我要谈的是以本币或人民币取代美元来进行双边贸易以摆脱美元霸权，但就逻辑而言，没有丝毫的违和感，因为正如已故的知名经济学家查尔斯.金德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所描述，国际货币的崛起及使用与通用语言极其相似。

消费市场规模

既然相似，那么本币或发展中大国货币在一阵喧哗以后，能否成为被广泛使用的交易及结算媒介，有两个必须存在的客观条件：消费市场规模及金融资产流通性。

人民币之所以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国际货币的主因，而印度总理莫迪也有雄心将卢比国际化，都离不开经济规模。作为全球最大贸易国及第二大经济体，没有理由人民币的使用仅占跨境交易结算总额的2%。而印度是全球经济下一个轴心，怎么可以继续仰赖美元。

但对货币流通性起着关键作用的不是经济规模，而是消费市场规模。美元之所以通行数十载，那是因为美国消费市场仍是全球生产链消费端的最重要的一环。

如果产品生产的最终市场，是以美元定价结算的美国，那么为了减少汇率波动所导致的成本不确定性，在生产端使用美元定价结算，也就成了最合理的选择。

除非中国和印度能取代美国在全球生产链消费端的地位，否则，去美元化的空间就仅局限在完成品的跨境交易，比如说榴槤和家具，而完成品的跨境交易也不过占全球贸易的两、三成而已。

然而，要一崛而起，成为全球最大消费国，谈何容易，那可涉及发展中大国国内经济的改革，从基建投资驱动的发展思维，转向消费导向、推动区域间的平衡发展、加强受雇员工的在职及退休福利保障，到减少房屋投资开销于家庭开销的占比等等，无一不是大工程。

也许在众多改革当中，最困难的要算金融市场及管理思维的改革。要知道跨境结算不是现金交易，而是银行转账。如果以人民币定价结算的交易在中国境内完成，中国国内银行体系的人民币存款就会增加，相对应的人民币资产也必须随之扩大。接踵而来的，就是资产价格通胀、对经济放贷及政府债券的庞大需求。

解除资本管制

要是交易结算在中国境外发生，那么中国当局就必须和世界各国架起双边货币互换便利，以便随时随地为全球贸易融资无条件的、无限制的提供人民币。

最关键的还是中国当局必须完全解除资本管制，让资金可自由跨境，即便那和贸易交易没有直接关联，以便最大化金融资产流通性。

如此一来，人民币或其他发展中大国货币，才有机会晋升为国际货币，共享甚至取代美元过往享有的“至高无上的特权”（exorbitant privilege）。

但伴随着至高无上特权的，必然是要为全球贸易扛起“至关重要的责任”（exorbitant duty），挺着资金跨境流动所带来的“过度的不确定性”（exorbitant uncertainty）。

除非发展中大国都做好了一切准备，满足所有去美元化的客观条件，否则，去美元化的障碍永远不在于美元，对全球经济更为有利的多极货币体系也不过纸上谈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