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事经济预测至今已有50余年，在此期间不断听到有人说世界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变革”之中。

这种流行的比喻经常会产生同样夸张的推论：我们从未面临过如此巨大的风险或不确定的未来，简直吓得人喘不过气来，以至于预测也变得困难重重。

这话重复的次数一多，也就开始变得可信了。

我在此必须坦白：我的水晶球经常被那些所谓前所未有的事态发展震碎，次数多到数都数不清了。1970年代是异常动荡的十年：1973年的石油冲击之后迅速出现了“大通胀”和一段时期的滞胀，为二战后第一个看似史无前例的阶段奠定了基础。

随后1980年代的低速通胀使1970年代的恐怖电影在1990年代完美重演，并随着亚洲金融危机爆发而结束，引来了起初所谓的第一次全球化危机。

地震的前奏

但当我们如今回顾这些事件时，却发现它们只不过是地震的前奏而已。19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的信息技术革命和网络泡沫预示着大量资产泡沫将困扰全球房地产市场和许多金融工具，从次级抵押贷款到更广泛的信贷流和各类证券股票。

当整场游戏无以为继时，随之而来的跨境和跨金融工具危机传导助长了2008-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这对于当时已经危机四伏的世界来说又是一场非同寻常的动荡。

就在所有人都认为全球形势已经糟糕到底的时候，一场百年一遇的疫情和气候变化引发的极端天气事件颠覆了人们的传统思维，而保护主义浪潮、贸易及科技战以及中美之间潜在的超级大国碰撞也是如此。再加上东欧和中东爆发的战争，前所未有之事已成为了新常态。关于“长期危机”和“多重危机”的书籍如今纷纷跻身畅销书之列。

应对不确定未来

我身体里那个玩世不恭的小人说：“什么大场面没见过。”但仅仅因为在半个动荡世纪间从事预测工作并不意味着我能对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有独到见解。

鉴于马克·吐温说历史往往是押韵的，我也从自身经历中提取了三条重要经验，希望能帮助大家了解在不确定的未来中可能会发生些什么：

第一，学会接受意外的来临。人类有种内在的自回归倾向（Autoregressive），总喜欢把近期发生的事件作为预测未来的最佳依据。

政策制定者尤其容易采取这种短视的方法--修复导致上一次危机的系统缺陷，却从不探究什么可能引发下一次危机。比如亚洲各经济体在1990年代末积累了大量外汇储备--此举有助于防止下一次亚洲金融危机的发生，但对因股票泡沫破裂而实际导致的危机毫无作用。

其次，从一个所谓史无前例的时代到另一个史无前例时代之间存在明确无误的连续性。一场危机往往会引发下一场危机。

在保罗·沃尔克的英明领导下，美联储采取了多项强硬措施来遏制大通胀（其他中央银行也是如此）。但尽管赢得了战争，政策制定者们却失去了和平--利率被调得太低以致无法维护金融稳定。

近零政策利率

同样，眼看全球资本市场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陷入停滞，各国央行发现了近零政策利率这一灵丹妙药。这反过来又为日后资产泡沫（不仅是股票，还有债券和信贷）的泛滥埋下了伏笔，最终导致了十年后的全球金融危机。

第三，危机及其引发的“非同寻常”事态发展如今已是常规而非例外。近几十年来平均每三四年就会发生一次灾难。

1982年的拉美债务危机之后是1987年的股市崩盘，和1986-1995年的美国储蓄和贷款危机；日本（1990年）、墨西哥（1995年）和亚洲（1997年）的内爆；长期资本管理公司这一对冲基金濒临倒闭（1998年）；网络股泡沫破灭（2000年）； 安然会计丑闻（2001年）、次贷灾难（2007年）、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2010年）、因担心美联储政策正常化而引发的“缩减恐慌”（2013年）、中国股市崩盘（2015年）、美中贸易战（2018年）、新冠疫情（2020年）和去全球化（2023年）。

政策制定严峻挑战

在这种背景下预测人员却面临着预测未来这一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当然，公共政策制定者也面临着同样严峻的挑战：虽然另一场危机即将来临，而且很可能是迟早的事，但要使前瞻性政策与高度不确定的未来所催生的各类隐患一一对应简直形同于在针尖上跳舞。

但这并不能成为政策失误的借口，也不能因此将资产市场错误定价和经济混乱描述为所谓前所未有状况下的无可逃避意外。

我对那些集体举手投降说“别怪我“的政策制定者、企业决策者和投资者已经失去了耐心。

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逃避。冲击将继续存在，而我们的任务不是预测下一次冲击--尽管总有人会这么做--而是得更加专注于构筑韧性。

既坚持通过政治授权流程制定政策，又尽量减少不可避免的混乱是件说易行难的事情，但我们不能因此陷入史无前例事件的迷思而甘愿沦为受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