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近几年来,全球化口碑急转直下,往往其来有自。
但一些批评者,包括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内,将矛头对准了错误的对象,营造了一个错误的印象,即欧洲、中国和发展中国家挫败美国贸易谈判员,导致不好的协议,让美国人遭罪。
这实在是荒谬透顶:毕竟,最初制定全球化规则的正是美国——或者说,是美国公司界。
尽管如此,全球化仍然有一个特别有害的方面没有受到应有的关注:公司税规避。
跨国公司总是可以无比轻松地把总部和生产所在地迁到税负最低的司法辖区。
在一些例子中,它们甚至不必转移业务活动,因为只需要改变如何在纸面上“记录”收益即可。
比如,星巴克可以继续在英国扩张,而几乎不用缴纳任何英国税收,因为它可以宣布在英国基本不盈利。但果真如此的话,它又何必要不断地扩张。
既然无利可图,为什么还要增加网点?
显然,利润是存在的,但从英国转移到了税收更低的辖区,方法就是通过版税、加盟费和其他费用等形式。
四成海外利润被转
这类避税已经成为一种艺术,最精明的企业(如苹果)是个中好手。
这类行为的总成本是巨大的。据国际货币基金(IMF)数据,政府因为公司税的转移,至少每年要损失5000亿美元(约2.1兆令吉)。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加布里埃尔·祖克曼(Gabriel Zucman)和他的同事们估算,美国跨国公司的海外利润中,有大约40%被转移到了避税港。
2018年,500家最大企业中的60家——包括亚马逊、Netflix和通用汽车——没有缴纳美国税,尽管它们的(全球)总利润高达800亿美元(约3360亿令吉)。
这些趋势正在给国家税收收入造成灾难性影响,也破坏了公众的公平感。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许多国家陷入了严重的金融困难,因此,要求反思如何对跨国公司征税呼声越来也高。
一项主要的尝试是经合组织的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BEPS)计划,该计划已经产生了巨大的收益,遏制了一些最恶劣的行径,如用一家分公司贷款给另一家。
但是,数据表明,当前的尝试还远远不够。
根本问题是BEPS只能零敲碎打地修补存在根本性缺陷、已经无可救药的现状。
转移价格界定模糊
在流行的“转移价格系统”下,同一家跨国公司的两家分公司可以跨境交换商品和服务,然后在出于纳税目的报告收益和利润时“正常”估算这笔交易的价值。
它们会提出商品和服务在竞争性市场中交换所需支付的价格。
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这套体系运转的从来都不甚好。你如何估值没有发动机的汽车,或没有扣子的衬衣?没有正常价格,也没有竞争性市场可供企业参照。而扩大的服务业的问题更大:在管理服务由总部提供的情况下,如何估值一个生产流程。
随着公司内部交易的增加,随着服务(而不是商品)贸易的扩大,随着知识产权重要性的提高,随着企业越来越善于利用体系,跨国公司从转移价格体系中获益的能力也越来越大。结果:大规模的利润跨境转移,并导致税收收入降低。
美国企业不允许在国内转移定价以分配利润,这就很能说明问题。这意味着在进出州界时,就要反复定价商品。
相反,美国公司利润以既定公式在不同的州之间分配,所考虑的因素有就业、销售和在各州的资产等。
急需全球最低税
此外,国际公司税改革独立委员会(Independent Commission for the Reform of International Corporate Taxation,我是委员之一)在其最新宣言中表示,这一方针是唯一能够在全球层面运转良好的方针。
经合组织将很快拿出大型方案,将现有框架向这一方向推进一小步。但是,如果关于该方案的报道正确的话,它走得仍不够远。
采用该方案后,公司的大部分收益仍然用转移价格体系处理,只是有一个“残值”根据公式进行分配。这样分割的理由尚不清楚,只能说经合组织可能推崇渐进。
毕竟,几乎所有司法辖区中报告的公司利润,都已包括资本和利息收入抵扣。这些“残值”——纯利润——来自跨国公司全球活动的联合操作。
比如,根据2017年美国减税和就业法案,资本产品的总成本可以在某些利息的基础上额外抵扣,这就使得总报告利润比真正的经济利润大幅降低。
考虑到问题的规模,很显然我们需要一个全球最低税,以结束眼下的逐底竞争(有利于公司而有害于其他所有人)。没有证据表明全球总税收降低会带来更多投资。(当然,如果一国降低本国相对外国的税收,可能可以“偷“一些投资;但这一以邻为壑方针无法在全球范围起作用。)
全球最低税率可参考当前平均有效公司税率制定,大约在25%。否则,全球公司税率将趋近于最小值,意在增加跨国公司税收的改革最终将适得其反。
世界正面临多重危机——包括气候变化,不平等性,增长放缓和基础设施老化等——如果没有资源充足的政府,我们一个危机也解决不了。
不幸的是,当前的全球税收改革方案根本不够,必须逼迫跨国公司做好分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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