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通常是回顾过去和展望未来的时候。在2019年，我们目睹了政治极端主义（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的上升和两极分化，各国政府的日益动荡以及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不断升温的紧张关系。

上述趋势都将在2020年延续下去。在目光所及的几乎每个地方，人们对政府的诉求与政府可提供服务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各不相同，但其中一个重要的根本性因素可以解释许多不满：经济增长缓慢。

不平等加剧问题（数据表明确实存在但有所夸大）业已成为公众讨论的焦点，但关键问题是在于那些落后于时代者的生活水平未能得到足够快的改善。

在美国，为解决这个问题而提出的政策包括更高的边际所得税率，高额财富税以及大量的新权益和补贴发放，而这都意味着更大的赤字以及政府对经济的更大控制。不幸的是这种政策组合最终可能减少而非提升生活水平。

如果想扩大经济规模，允许人员和企业在市场中自由互动是一个比依赖政府计划者或官僚机构更好的选择。而政府的角色应仅限于制定和执行公平的游戏规则。

美国的人均税后收入要比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社会民主制国家高出50%，而后者通过对中产阶级征收高额消费税来为其福利国家体制提供资金。

然而不愿接受这一现实的左派评论员声称不平等本身就是增长缓慢的原因。他们指出富人倾向于将大部分收入积存起来，并以此认定更多的向下再分配将推动消费，从而促进增长。

但上述说法只是个仅仅适用于长期衰退背景下的次要考虑。一个完全就业的经济体需要储蓄来为投资提供资金，而投资反过来又可以提高生产率，也就是每工时的产出和工资。

此外还有其他既不用损害储蓄投资引擎又可以提升低收入者工资的方法；主要手段包括对教育和职业培训进行投资。

推高低收入者薪资

美国前总统约翰·F·肯尼迪（John F. Kennedy）曾有句名言：“潮涨众船高（a rising tide lifts all boats ）”这种说法显然有些夸张了。但是即便增长无法一直托高所有船只，但显然可以让大多数收益，只剩下极少数搁浅或沉没。

在当前情境下，美国强劲的增长拉紧了劳动力市场的供应，令低收入者的工资增长速度高于其他任何群体。失业率处于5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而非洲裔和西班牙裔美国人的失业率则实现了历史最低水平。

但即便如此，我们依然需要更加强劲的经济增长以减轻实施激进经济和政治改革所带来的压力。关于过去15年间生产力增长放缓是否反映了某些长期结构性力量或其他因素还有待争论。

悲观派--其带头者是西北大学经济学家罗伯特·J·戈登（Robert J. Gordon），认为最新技术进步对生产力的提高远远比不上电，室内管道和汽车等早期技术。

而乐观主义者则指出纳米技术，精准生物医学和人工智能很可能是一个技术驱动型福利新时代的预兆。他们觉得下一个“杀手级应用”纵使无法预测，但历史经验表明它将一如既往地现身。

此外，从某项新技术中所发掘的主要商业价值也不总是发明者所设想的。詹姆斯·瓦特（James Watt）的初衷不是开辟跑蒸汽火车的铁路，而是创造一种从煤矿抽水的方法。

古列尔莫·马可尼（Guglielmo Marconi）试图在点对点通信领域与电报竞争，却没想到他的研究最终发展成了广播电台。

传说托马斯·爱迪生（Thomas Edison）曾提起诉讼尝试禁止留声机被用来播放音乐（其最初的目的是帮助盲人）。

长期增长最关键

另一个复杂因素则涉及生产率，实际（排除通胀因素后的）GDP和通货膨胀的衡量标准。以美国为例，其经济中有越来越大的比重（占私营部门的70％）都是由难以衡量的服务构成，而不是商品生产。

几十年来，有据可查的质量，新产品和替代性偏差的变化在低估了增长的同时高估了通胀，而统计机构在这方面的改进只能部分克服这一问题。

（人们所认定的）免费服务的普及--社交媒体，视频通话，搜索引擎，电子邮件，也带来了新的衡量问题。GDP涵盖的是以市场价格计算的商品和服务的总价值。

但是如果市场价格为零，那么除非有人使用替代性衡量方法（比如补贴某项服务的广告收入），否则该值将不计在内。

那么消费者希望获取何种补偿才愿意放弃某项既有的免费服务？为了回答这类问题，麻省理工学院的埃里克·布吕诺尔夫松（Erik Brynjolfsson）和温哥华经济学院的埃德温·蒂尔瓦特（Erwin Diewert）进行了实验，询问参与者是否愿意放弃一项服务来换取以某种低概率赢得少量资金的机会。

以面簿为例，布吕诺尔夫松和他的同僚得出的结论是，该服务所提供的价值（基于一个“边际放弃意愿”来估算）是该公司广告收入的三倍。

这种估算显然还是不太成熟的。放弃使用某项服务一个月以换取一些类似于彩票的东西仅在非常强的假设条件下才能提供合理的价值近似值。与此同时，学者和政府统计机构也将继续研究改善现有衡量手段的方法。

无论如何，我们仍不清楚新技术的价值是否比1990年代末时更为低估，当时我领导的一个委员会估计质量改进和新产品偏差约占每年被夸大的生活支出增长（共计1.1%）的3/4。

当然，人们希望乐观主义者是正确的。但正如悲观主义者所警告的那样，如果生产率的提生在当下和未来继续毫无起色，那么国家和国际层面的经济决策者应采取相应的行动。

实现更快的长期增长必须是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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