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纪录的2019冠状病毒病衰退，似乎已经在大多数国家走到了尽头，但目前各类私人和官方预测（如果正确的话）都显示，大多数经济体的经济表现，要到2022年下半年才能重回之前的高点。

而这在很大程度上，不仅取决于疫情的发展进程，以及有效疗法和疫苗的推广，还有赖于所实施的相关货币、财政，贸易和监管政策。有鉴于此，政策制定者和评论员们纷纷检视从前的事件以寻找有效的应对措施。

所有衰退的直接原因都不尽相同。二战后美国有几次衰退是因为美联储收紧货币政策，以控制不断上升的通胀；1973至1975年和1981至1982年的严重衰退源自于石油冲击（当年的经济要比现在更依赖能源进口）。

美次贷引爆全球危机

2001年的经济衰退则是由互联网泡沫破灭引发的。相比之下，美国2008至2009年大萧条的源头，是金融机构过度杠杆化引发的危机。

当时美国实施了一系列的社会工程，将住房贷款发放给那些以往不够资格获得贷款的人们，进而导致房价和家庭负债比率升高到了一个无以为继的水平。

随后的住宅价格下跌以及断供事件的激增和失业打击了总需求，最终引发了二战后时期的第三次重大衰退。

最后，随着空前的封锁措施使整个面对面“非必要”经济陷入停滞，冠病衰退也降临了。由于失业迅速增加，复苏前景的高度不确定性，只能在线购物以及个人储蓄的增加，发端于供给侧的巨大冲击迅速演变成了一场需求短缺。

但正如1970年代和1980年代，那些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超过4%的年份所展现的那样，严重的衰退之后，通常伴随着快速的复苏，而1990至1991年这类温和衰退后的复苏则相对缓慢。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将这种现象称为“弹拨”效应（以小提琴弦作比喻）。

美联储零利率成效小

但是2008年大萧条之后，那8年的年均增长率只有以往的一半（2%）。如果当时的复苏能与过往严重衰退后的一样强劲，那么就可以在随后4年中保留约2000万个工作年（一份一整年的全职工作）。

各界对这一不佳表现有很多潜在的解释：其一是政府试图通过奥巴马医改，银行业和能源监管来对大范围的经济予以重新设计，带来了极大的不确定性并阻碍了招聘和投资；另一个说法则认为应对政策损害了工作积极性。

大衰退诱发了一系列试图刺激经济的货币和财政措施。

美联储有足够的空间，将其目标利率从5%降低至零，并一直维持了7年，同时安排了救助、最终担保，货币互换协议以及价值约3兆美元（约12.48兆令吉）的美国国债和抵押支持证券资产购买计划。

但是这些措施的成效却在不断下降。在未能借出的超额储备金中再增加1兆美元（4.16兆令吉），并由美联储支付利息，对经济也帮助不大。

奥巴马做错决定

2007年，美国债务相对GDP的比率为35%。金融危机之后美国采取了一系列财政措施。

其中包括2009年超过8000亿美元（3.33兆令吉）的刺激计划，规模相近的2010年税收减免和失业救济金法案，以及30亿美元（124.8亿令吉）“旧车换现金”计划在内的其他措施。

到2013年，债务相对GDP的比率增加了一倍有多，达到72%。最后，即使在排除了商业周期因素之后，奥巴马政府的预算赤字规模仍超过了二战以来的任何一届政府--尽管特朗普政府现已打破了这一记录。

凯恩斯主义者原本寄望，能在整个2008年后时期实现比实际强劲得多的复苏（事实上奥巴马政府经济学家所使用的支出乘数超出当前学术测算值的3倍）。

没削减赤字

平心而论，危机过程中确实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但是许多政策决策并未像政府鼓吹的那样得以实现。主要的错误之一就是奥巴马总统未能采纳他手下辛普森-鲍尔斯委员会所提出的明智赤字削减建议。

总统大选是变数

在冠病来袭之前失业率处于历史低位，通胀得到控制，家庭债务负担相对GDP比率远低于大衰退之前。企业债务有所增加但偿债费用可控。

美联储降息空间缩小，其资产负债表膨胀至约4兆美元（16.64兆令吉）。但特朗普治下的联邦赤字和债务以繁荣和平时期标准衡量仍然相当庞大。

为了应对这一疫情大流行状况，美联储迅速采取了零利率政策，为多个市场提供担保，并将其资产负债表扩大至超过7兆美元（29.12兆令吉），从而放弃了传统的渐进主义手段。国会为支持企业和家庭而制定的财政措施规模已达数兆美元。

特朗普总统现已发布了旨在推迟征收所得税、并向家庭提供额外付款的行政命令。

而不确定因素则包括，可能于明年上台的民主党政府及其所控制的国会，因为它们或许会在2021年尝试实施重大税收、支出和监管扩张。

复苏速度难预期

虽然股市强劲反弹，但自2008年后大衰退以来的复苏仍然极为缓慢，因此今年初几乎没有人将其视为应对另一场重大衰退的模板。而从长远来看，经济增长率的差异和长期持续性扩张的效果将成为未来人们所得到的教益。

在这场冠病毒衰退中，经济状况与大流行的轨迹是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以致人们无法自信地预测复苏的进程。

与大衰退相比，本次衰退的产出和就业下降幅度更大且发生速度更快，同时早期的V形复苏似乎正在放缓--并可能会继续以较平缓的速度推进。

可能产生的长期影响包括小型企业倒闭和人力资本的大量流失（由于失业和在线授课）；持续时间更长的远程办公状态；数字化转型加速；以及某些部门的集中度提高和竞争减少。

基于学术研究的初步经验教训表明，政策制定者应将新监管措施推迟到经济复苏之后，将额外财政措施的重点放在减税方面，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实施可靠的财政巩固计划，以避免在下一次重大危机到来时，陷入更糟糕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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