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许多人经历了生活水平的降低，愈发沮丧。许多人希望累进税制将改善事情。虽然某些经济体曾拥有累进税制，最近数十年已出现累退税制。

“摇滚明星”经济学家皮凯蒂的伙伴赛斯和祖克曼在近作《不正义的胜利》中，呼吁美国回归累进税制。美国曾拥有世界最佳的累进税制，但如今最富者税率比最穷者还低。

美国加大柏克莱分校的这两名法籍经济学家认为，美国两大竞争的主要税制理念，是基于两个相对的说法，有各自的时代背景。

累退派表面上是自由意志主义传统，根植于资产（包括奴隶），曾占美国南部40%人口。园主和奴隶主以自由之名反对资产税，富人“美国史上长期低税”的神话远较有影响力。

累进派可追溯到平等主义传统，包括支持财富税人士。

实际上，随着1930年代后税制更加累进，尤其在二战后，美国曾拥有世界史上最高的富人税率。

1980年代起，对U转负最大责任的是美国总统里根和特朗普。

累退税加剧不平等

作者们把美国经济不平等近期剧增，归咎于过去40年累退税制改革的“恶性循环”。

然而，他们说法的实证可疑，税前所得的“初级”分配，很难说是平等主义的。

除了资本和劳动的传统划分，最近数十年，寻租所得和更高的执行人员薪资也远远地更为重要。

逃税“无可避免”？

虽然累退税制无疑使事情恶化，但是夸大财政体制的再分配影响，也模糊了对当代不平等的全面理解。

后来的美国政府未充分投资，以有效执行仅存的税法，导致了受益人及其说客描绘为“无可避免”的逃税。

他们宣称，最佳选项是降低“头条”税率，而非打击逃税。

赛斯和祖克曼坚称，世界权力最大的美国政府必须强硬对付逃税者，指出无作为是因为政治决定。

他们建议成立联邦保护署，加强打击逃税的能力。

两人证明，二战后20世纪中的凯恩斯主义黄金时代，企业税成功收窄贫富鸿沟达四分之一世纪。

除了很高的最高个人所得税率、更多的遗产和资产税有帮助，他们证明企业征税也很重要。当时的企业所得税率是50%，征收一半的企业收益。

高税率鼓励再投资

高税率也鼓励再投资收益，而非支付股息和红利，鼓励企业增长在长期有更高的资本累积。

同时，累进政府开支，与累进税制相辅相成，包括更多直接征税，建立全面的累进财政体系，减少总体经济不平等。

赛斯和祖克曼有说服力地提出一组全面的建议，以扭转恶性循环，建立更为累进的美国税制，许多教训在其他国家也非常适用。

重要的是，他们讨论美国的各种选项，包括许多毋须国际合作的选项。

他们承认，美国海外账户纳税法（FATCA）强制国内外所有美国公民每年呈报所有海外资产，在全球化时代确保更大的财务透明度。

对所有收入同等征税

尽管如此，他们坚称这是不够的，主张“在监管税务方面，内陆税收局（IRS）带刀参与枪战”。

对他们来说，征税的第一原则是所有收入（工作或资产）平等征税。

如今，资本所得征税远低于劳工所得，增加了不平等，违反“征税是累进再分配性”的公众推测。

赛斯和祖克曼也证明，富人可负担全国收入的4%，或多7500亿美元（约3.15兆令吉）的税金。

4组税收将把现有的平均税率从30%，倍增至60%。

他们建议大增幅的累进所得税，主张最高税率75%最可行。

两人也推荐强制施加企业税、倍增遗产税收入，和引入财富税。

解决财富集中化

两人主张，仅提高企业、遗产和所得税，不可能减少当代世界的不平等。

赛斯和祖克曼写道：“激进的财产税可减少亿万富翁的人数。它不仅增加国家收入，还会使财富去集中化。”他们建议超过10亿美元（约42亿令吉）财富的税率为10%。

最高最低薪差数百倍

如果1982年就实施所建议的税率，美国最富400家庭大多仍是亿万富翁，但财富份额较接近财富不平等急剧上升前的水平。

扎克伯格将有210亿美元（约882亿令吉），而不是610亿（约2562亿令吉）；比尔盖茨将有40亿（约168亿令吉），而不是970亿（约4074亿令吉）。

1930年代，美国总统小罗斯福引入94%的最高所得税率，显然不是要提高收入，而是要限制高所得和财富集中化。

这有效限制最高和最低工资差额在远较合理的水平。

后来最高税率已大幅降低，如今执行人员收入是最低薪雇员的数百倍。

盖茨近期受访时表示：“我全心支持超级累进税制。我缴了100亿美元（约420亿令吉）税金，比任何人更多。如果要我缴200亿美元（约840亿令吉），还可以。但如果要我缴1000亿美元（约4200亿令吉），我就会开始算算我还剩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