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里德曼可说是20世纪下半叶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与推广“新自由主义”、自由市场和股东资本主义有关。

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经济学，如今已被广泛认为即使不是错误的，也是跟不上时代的，尤其是2008至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与“非常规”货币政策相关的低通胀。

弗里德曼教条受挑战

尽管如此，弗里德曼的“股东资本主义”在大多数金融市场仍有影响力，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新兴金融市场。

他以短期利润最大化为优先的教条，长期主导了英美企业监管，即使也出现了“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和“企业社会责任”（CSR）的声音。

不过，即使曾服务于小布什保守派政府的美国经济学家格伦·哈伯德也承认，长期股东价值最大化，无法应对企业面对的许多问题，更罔论社会，公共政策的介入是有必要的。

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路易吉·津加莱斯认为，如果把弗里德曼实践到极端，总执行长就会买通所有国会议员。

更重要的是，津加莱斯指出，企业是由国家赋予特权（如在侵权赔偿方面的有限责任）的公共机构，暗示它有相互的责任和义务。

反对利益相关者主义

弗里德曼强烈反对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后者主张公司对所有利益相关者都要负责，不仅是股东，也包括雇员、顾客、社会，甚至是大自然。

他认为，通常定义不明的“利益相关者”会把董事隔离于股东，降低可问责性，损害企业表现。允许执行人员追求个人优先事项，或掩盖自身失败。

偏离弗里德曼对利润最大化的单一聚焦，意味着企业执行人员不再对股东忠诚和专属服务，使“委托-代理”问题恶化。

弗里德曼也假设市场的不完美是不存在的，或者会由监管全面处理。不过，法治从未足以面对这种挑战。

弗里德曼认为，公司董事谈及利益相关者，是尝试随心所欲治理公司，或为了公关。不过，他认同公司“以自我利益完全合理化、其副产品可产生善意的花费”。

但是，对于商业利益游说、选举舞弊、赞助政治造势、扭曲研究和公众对话，以慈善和公关洗白名誉等，他明显保持沉默。

从1980年代起，弗里德曼的新自由主义“教条”，塑造了世界主要经济改革，直到2008至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

自那时起增长停滞，不仅出现以其他利益相关者为名义、对股东资本主义的各种新挑战，以及对企业监管改革和企业社会责任的呼吁。

巴菲特质疑目的高于利润

许多百万富翁，甚至有些亿万富翁和总执行长也加入了异议，有影响力的商人作家安德鲁·罗斯·索尔金认为，他们代表了未来。

当然，许多企业近年无疑已放弃弗里德曼的思想。

2019年，长期提倡股东至上、具影响力的美国商业圆桌会议，发布了一项亲利益相关者声明。它把弗里德曼式的企业宗旨声明，替换成“对我们所有利益相关者的根本承诺”。

数个月后，世界经济论坛发布了类似的2020达沃斯宣言，纳入了利益相关者，以及环境、社会和监管（ESG）原则。

社会责任或反客为主

尽管如此，传奇的投资家巴菲特对“目的高于利润”的利益相关者倡议仍然存疑：“代表公司利益、有商业智慧的董事，会找到以取悦顾客、珍惜伙伴，以及在社群和国家中当个良好公民为目标的经理。”

弗里德曼派批评家反对企业社会责任，指那是花费股东的金钱在模糊的公共利益，降低公司回酬和花费“他人的金钱”。

弗里德曼警告，如果不制衡，“社会责任”教条会反客为主。不过，如今相反的情况较近于真相：“贪婪是美德”和“短期主义者”股东思维显然占了支配地位。

倾向裁员非救济

尴尬的是，在应对2019冠状病毒病大流行时，已签署“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声明的美国企业，更倾向于裁员，而非捐助救济。

随着新自由主义受到更多反对，有更敏感“人类”面孔的“利益相关者主义”和企业社会责任，被认为可拯救资本主义。

在可见的将来，唯一“有戏唱”的仍是资本主义，民众对改革和制衡的需求会日益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