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终于了解所谓的新常态，原来就是疫情会随时卷土重来。

第三波疫情的爆发，比起我们过去半年以来所经历过的，显然要更迅速和严峻，但与疫情共存了七个月的以后，公共医疗体系不仅有了足够的防疫能力和空间，而民众也明白简单的口罩、距离、勤洗手就是最好的防疫三部曲。

所以民众没有陷入早前的恐慌，政府也没有迫切需要执行全面行动管制令。

换言之，就现阶段而言，防疫和保经济的平衡，完全依赖个人、家庭和企业对新常态的适应能力。

我们越是能够坦然处之，在力行防疫三部曲之余，不让日常的生活作息和工作步伐受扰乱，我们越是不需要在生命和经济之间做出取舍。

保经济是一回事，活经济、推发展却又是另外一个挑战。数据显示，商业投资和个人消费的复苏，甚至在疫情新一轮的爆发以前就开始乏力。

公共投资成重要推手

来到八月份，失业人数依然有74万人、平均工资仍未恢复去年同期的水平、冠病乘用车的销售增长，从7月份的12.8%迅速，滑落至1.7%、消费者物价指数延续通缩趋势，按年再降1.4%，而商家对投资财和半制成品的进口需求依然萎缩。

私人部门欲振乏力的当儿，公共投资就成了促成私人商业投资和个人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推手，更何况借贷成本是如此地低廉，十年债券利息不到2.7%，二十年债息也不过3.5%而已。

任何用作扩张生产潜能的公共投资开销，不仅能解经济复苏的燃眉之急，他日所产生的经济效益和随之而来的税收成果，将远超当下的借贷成本。

一并解决转型枷锁

所以关键问题不是政府有没有钱可花，而是是否用得其所。减税、拨款和提供奖掖，固然是必要的招数，但不是必赢的法则，我们更需要为公共支出模式来个大刀阔斧式的革新，让国家走出疫情的泥沼的同时，一并解决多年来钳制经济转型的枷锁。

然而，当争相戏码不断上演，政权能否挺过两年也都还是一个问号，在位的恐怕心挂官位要远胜于国家长远的经济发展，谁又会在意大家念兹在兹的数字转型应该要从公共领域开始？

当官位的安排仅服务于政治考量，而丝毫不顾专业需求，上位者又怎会有足够的见识以洞察人口老龄化和绿色经济的转型迫切需要税制的改革，理解过往消费税改制的最大败笔在于缺乏税务正义，并期待他们要有足够的魄力，将消费税税收与对国民的福利开销直接且透明地挂钩。

国家政策急需明朗化

当争相之人全都是二零后、三零后和四零后，对成为科技生产大国拥有近乎偏执般不切实际的向往，我们又有什么理由相信他们能意识到成不了科技生产国根本不打紧，企业和国民能否都在营运和职场上成为一流的科技使用者对国家福祉才重要。

因为我国生产力水平偏低的问题，并不归咎于缺乏科技通道，而是没有吸收科技的底蕴，而后者却出于短视的大学教育和研究风气、对基础科研的偏见，以及聚集在国内偏小的服务市场的微小型企业，没有采用新科技的需要和经济规模。

革新渐行渐远

对企业来说，设备和产能投资、产品和研究开发、人才培训都属于长期投资，而长期投资的经营决策，需要可预测性的国家政策和制度环境，扰人的权位之争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只会导致私人部门在投资和消费计划上，采取消极的态度。

同样的，体制革新需要远见和投入，而执行革新需要政治魄力和沟通，反复的相位之争，只会让革新和我们渐行渐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