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联合股份公司中，股东的有限责任保护，引入是为了鼓励投资。不过，它也鼓励了无责任感，在产生利润时造成许多损害，却不必负责任。

哥伦比亚法学院教授皮斯托尔在批评法律系统时，强调有限责任的含义。

有限责任鼓励股东不留意所投资企业可能造成的损害。

弗里德曼强调，股东应专注在投资回酬，而不要分心于其他考量，尤其是企业社会责任和利益相关者主义。

芝加哥大学教授津加莱斯强调，企业不是价值中立的机构或契约安排。

他们有义务为公众利益服务，或以其他方式让社会获益，以回报国家赋予的特权。

“历史上，我们知道企业是作为公共机构而诞生，有国家赋予的特权……即使到今天，……有限责任的特权，尤其是在索偿方面，是国家赋予的非凡特权。”

这些公司的有限责任，允许他们追求利润而免受惩罚，并公然违反伦理和道德束缚，而无须对其他“利益相关者”问责，后者即与公司活动和营运（包括其后果）相关的各方。

对于有意鼓励投资联合股份公司的未来股东，有限责任有效地提供法律担保。

因此，法律保护让股东可免于承担企业造成损害的责任。

避开承担后果

国家赋予的法律例外特权，实际上相等于经济补贴。

的确，有限责任长久以来是联合股份公司的中心。

可面临责任的是企业自身，而不是获利的股东。

当然，股东可能因持股而损失金钱，但他们也可无须负责任而获利，即使公司损害了他人，造成生态破坏（如水源或空气污染、温室气体排放），并故意隐瞒和否认企业活动的危险和成本，后者可能牵涉贪污或与法律有关或无关的滥用行为。

其效果是，股东实质上在法律上“无责任”，并对其他“利益相关者”没有法律责任。

对他人有非故意的有利“副作用”或“外部影响”是可接受的，但企业监管不应该被这种考量分心和破坏。

通过“有限责任”的保护，企业对他人或大自然造成损害或“负面的外部影响”，股东免予承担后果。

忽视社会利益

在这个法律分配下，公司股东可免除责任，尽管其活动、出售的产品或服务对人类和环境造成成本。

因此，有限责任长久以来一直是他们商业模式的核心。

经营有限责任公司的人，一直有意识到至少某些“负面的外部影响”或所造成的损害。

因为这种外部影响实际上是他们利润最大化的核心。

从而，节省成本或效率的考量，一般上包括绕过法律监管、“输送”或“社交”成本、最小化税务缴交，榨取不可再生的有价值资源，以其他方式损害环境，和其他“社会上不负责任”的行为。

股东逍遥法外

在一宗又一宗的企业犯罪中，股东都逍遥法外：从1984年印度博帕尔联合碳化物工厂气体泄露，导致数十万人死亡，到使用烟草、石棉和其他有毒与致癌物的健康后果。

最近，波音为了节省成本，忽视安全标准，导致印尼和埃塞俄比亚两起空难中346人死亡。

其股东在2013至2019年的股份回购中得到430亿美元（约1806亿令吉），赔偿罹难者家属的灾难基金为5000万美元（约2.1亿令吉），即每名罹难者15万美元（约63万令吉），是股份回购获益的低于0.2%。

美国鸦片类毒品泛滥，普渡制药据信牟取了暴利。

有人向拥有该公司的萨克勒家族发起诉讼，尝试让企业不当行为的受益人问责。

显然，普渡雇用了麦肯锡为顾问，“增压”鸦片类毒品销售，故意鼓励上瘾，即使知道会导致多人死亡。

无论如何，有些家族成员害怕责任，据报已转移许多资产到瑞士。

不过，他们不必害怕，因为美国法院长久以来一直保护有影响力的股东，免受受害者指控企业不当行为，这个常态不太可能因为近年的高层司法任命而逆转。

资产转移海外

有限责任经常被批评的是，当企业活动已知或怀疑造成大量损害时，它避免了市场正当地评估所构成的风险。

当然，这是假设市场对风险和伤害的评估和定价是直接、没有疑问和没有争议的。

有人说，在确保由有资产参与营利活动的业主承担成本方面，产权增加了效率。

然而，有限责任保护了投资者，不必承担后果的全面成本，却可保留所产生的利润。

毫无意外，股东会捍卫这些特权，并抗拒要求他们承担成本的努力。

股东市场资本主义理念拒绝“指挥与控制”或自上而下的监管，指其无效果、耗成本和无效率。同时，指政府没有能力设定优化的税率，而反对通过征税等方式的市场威慑。

威胁制裁破坏者

股东也尝试把资产转移到安全避风港，以回避责任；并说服政府保护他们，甚至威胁制裁那些寻求破坏这种保护的人。

允许投资者制造伤害而不受惩罚的法律，除了破坏人类生存的条件，也破坏了经济和法律系统的正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