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次季起，西方世界和亚洲、拉美发展中国家的冠病确诊和死亡病例早已超越了东亚。

但是，若参考亚洲金融危机在西方的主流描述，或许毫无意外的，西方仍未认真努力向东亚学习防疫。

虽然大多数东亚经济体在没有全国封锁的情况下成功遏制大流行，但是许多政府把这种措施视为必要的。但是封锁是生硬的措施，有无可避免的负面影响，尤其对商业和就业。

许多国家实施封锁，例如中国对武汉的做法。不过，正如世卫病毒溯源国际专家组在中国表示：“中国大部分（30省区）的应对是检测病例、追踪接触者和暂禁公众聚集，这些是世界其他地方管理（传染性）疾病的措施。”

封锁只限于传染“一开始时失控”的几个城市。从中国学到的教训是“一切在于……速度。越快检测病例、隔离病例和追踪接触者，就越能成功。”

当然，封锁可通过暂时防止进一步传染而“拉平曲线”。不过，除非伴随妥当的补充措施，未检测、有传染性的个体可能造成静悄悄在社群传播，发现时已太迟。比起封锁，远远更精明的是检测和隔离病例，以免病例数失控。

韩国的成功

韩国是无须全国行动限制而大幅减少冠病确诊和死亡病例的第一个国家，即使疫情曾经最严重的大邱也不曾封锁。

应对的关键在于大规模检测，3月中起已进行。截至3月底，韩国新增确诊从世界第二掉到第八。同时，当局呼吁保持人身距离、个人卫生和远程办公，不鼓励大型聚会。

政府有合法权利收集电话、信用卡和其他数据，以加速追踪接触者。

就象中国可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快速辨识病原体特征，韩国创新地配置新技术，以加速追踪、检测、治疗和隔离病患的快速应对。

越南防疫经济两不误

3个月前，一名越南官员说：“越南抗疫，经济增长和公共卫生没有对立。”除了检测和追踪接触者，“政府也把大流行去政治化，以纯粹的卫生危机对待它，管治更有效。”“官员没有政治动机隐匿信息，因为如果他们没有过失，即使管辖之地出现疫情也不会被问责。”

河内疾控中心主管涉嫌采购检测包受贿被捕，商人哄抬口罩价格也遭罚，政府明确公卫不与商业利益挂钩。

2020年1月中国通报确诊和死亡病例后，越南就毅然对中国游客收紧边界和机场控制，纵使与中国的跨边界贸易占越南经济的一大部分。

“正式宣布国际公卫紧急状态的前一周，以及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冠病大流行之前的一个月，越南已开始准备。”

一开始，“封锁和隔离比较是选择性的”，没有效仿世界其他地方行之无益的全国封锁。

越南是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GDP）正增长”的少数几个国家，“所谓经济和公卫之间的取舍……看起来是虚假的选择”。

越战中，越南据信超过300万人死亡，美国仅5万8209人死亡。对抗冠病，人口9700万的越南至今35死，人口3.32亿的美国已有近40万人死亡。

迄今，东亚妥善的政策措施：早期快速检测、隔离和接触者追踪，不但保护最脆弱的人、治疗患者，也成功拉平曲线。

更可靠、廉价的方法（如：“侧流”抗原检测）可更常进行大规模检测。未检测的病例更有可能播毒，更常、更容易检测，就更快获得结果，促成更有效的行动。

东方的真知灼见

20世纪初，剑桥毕业的年轻医生伍连德回到英国殖民地槟城，动员数千人反对鸦片贸易。当局逮捕他，逼他到大英帝国以外求职。

最终，他被中国清朝皇室委派到东北处理导致6万人死亡的瘟疫。

伍连德意识到它类似肺炎，就建议使用他设计的多层口罩，保护使用者不受空气传播感染，如今受承认是N95口罩的先驱。

之后，他分析传染病通过动物传播的社会行为决定因素也是开创性的。

可惜，知名法国医生梅斯尼驳斥伍连德的口罩建议是误诊，但他自己不久后就死于瘟疫。

超过一个世纪后，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的条件--系统性金融脆弱性早已由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揭露，过了20年，有人仍拒绝向东学习，忽视先知穆罕默德的圣训：“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