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观点

鲍莫尔成本病和数字大蓝图/黄锦荣

Tan KW
Publish date: Mon, 22 Feb 2021, 11:44 PM

在众多可理解马来西亚经济转型困难的理论当中,我特别喜欢沿用威廉鲍莫尔的成本病,逻辑简单,洞察力十足。

他的推理是这样的。假设经济体有两个部门,一为进步部门,另一个是停滞部门。前者随着劳动节约型技术的进步,能降低劳力和资本的比例(也就是说少用人工,多用机械)、营销据点不受限于地理障碍,因此拥有规模经济的成本优势(生产量越大,成本越低),并有技术能力融入国际生产链。

而后者则多属服务地方性市场的劳力密集型小规模厂商,生产率进步空间有限,不具规模经济优势。

如果进步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因为自动化和数字化而大幅度提升,其对劳动力所需会相对减少,薪酬跟着水涨船高,针对停滞部门商品和服务的需求也会尾随财富效应而至,并推动整体经济增长,停滞部门所聘用的员工及对经济贡献的比例,也会随着经济发展而扩大。

 

工业结构性的隐忧

问题来了:为了赶上进步部门的薪酬以留住人才,停滞部门必须把薪金给往上调,但是停滞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并没有提高,调了薪却没有得到相应提升的生产力,商家得扛的实际劳动成本因此增加了。 

正所谓羊毛出在羊身上,成本增加会被转嫁到消费者的身上;转嫁不了的,利润就会遭受到挤压,对于掏钱提升生产技术含量这回事,停滞部门商家就会显得裹足不前,财务上也无能为力。

如果把进步部门和停滞部门的名称换掉,改为外资和本地厂商、有出口能力的商品厂家和做地方性服务的商家、1%的大型企业和99%的中小微型企业,以上的推断恰好描述了我国工业的结构性问题。

对于外资或者本地有出口能力的商品制造和支援服务企业而言,设备和产能投资、产品和研究开发、人才培训、数字转型早已被纳入运营策略当中,但那毕竟占极少数。

为数更多的是身处接触和劳力密集行业尤其是服务地方性市场的小、微型商家,在雇用了三分之二的大马劳动力的当儿,整合经验、推动营运转型的认知粗浅,财务空间也异常狭小。

只要那大部分的本土中小微企业没有能力在生产技术上接轨,外资技术就无法外溢以滋养本土技术,再多的外资也无助于国内工业升级。

相反的,当生产力差异进一步扩大,本土中小微企业所面对的实际成本压力加重,薪金增幅有限之余,利润持续受挤压,工业升级能力将再度受损,结构性窘境将不断深化。

推动中小企转型

看清了这点,就不难理解为何大马过半的国民至今月薪仍不足2500令吉,商家却总抱怨生产成本过高;当我国经历了数十载的工业化以后,有能力出口的中小企业不过一成,绝大部分都无法和国际生产链接轨。

认同了这点,你就会相信中小微型企业才是经济改革、工业升级的主要载体。如果要突破现有的结构性窘境,解决方案一定不是依赖更多的外来投资,而是推动中小微型企业转型,而数字经济正是这“99%”突破市场规模限制的重要契机。

这是为何于上星期五推出的大马数字经济大蓝图,以公共部门和中小企业为字化的主旋律是非常正确的。

由公共部门领军数字转型,大小商家基于业务需要也会尾随转型步伐;若税务回扣,财政奖掖,人力培训等等投资红利也执行到位,再配合能迎头赶上的数字基建,大马经济将随之改头换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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