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无疑是中国经济多事之秋。

经济复苏不仅远不如预期，私人消费及商业投资持续低迷不振，外资不入，进出口也不断下着斜坡，地方政府财务紧拙失衡，股市度日维艰，房产泡沫正在崩裂，连带房产公司债务逐个爆雷，小企业供应商则同时陷困，青年失业率更是堪忧。

类似的经济困难，世界经济过往所累积的教训不少，对于中国经济结构局限与其他国家的差异，国内外学者也并非不了解，所以对于问题本质不缺洞察，哪怕棘手也非无策。

清华大学的李稻葵说，如今中国经济必须防过冷，此道理和哈佛的萨默斯十多年前针对欧美经济所提倡的长期停滞如出一辙，就是对总需求要有所作为。

中国人民银行前行长樊纲认为，中国经济已陷入流动性陷阱，因为对前景欠缺信心，就算手上有钱老百姓也不愿意花。

而解决流动性陷阱的最基本套路，经济学于70年代早有立论，那就是要树立公共政策的可信度，坚守市场认知规则，而不是任由决策者喜好所裁决。

不愿花钱过度储蓄

老百姓不愿意花钱的反面，就是过度储蓄，防的不仅是眼前经济的不确定性，也包括退休以后的生活。在老龄少子的年代，储蓄是对未来生活的唯一保障。

奈何，看似理性的个人抉择，对总体经济来说，就是总需求不足，经济过冷，也就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曼所指的储蓄悖论。

但办法也不是没有，给个人和家庭发放生活援助金，改善劳动群体的福利制度，从而降低教育及医疗负担，并优化私营部门的退休金制度，确保退休生活有所依，老百姓的消费倾向自然会有所提升。

当然，不愿意花钱的根源极大可能也来自于无钱可花。斯坦福大学的许成钢多次强调，贫穷是消费不足的根源，而贫穷源自城乡对人力资源及公共医疗投入的不均，乡区人力资源发展的不足，即罗斯高所谓的“看不见的中国”。

打破城乡流动障碍

所以，要解决需求不足的结构性手段，就是要打破城乡之间的流动障碍，公共资源的享用不以出生地为限，而是以落地为准，哪儿落地、工作、生活、缴税，就可享用当地公共资源，无差异对待。

人力资源无障碍移动，是解决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的大前提，那本来就是经济学的基本原理。

道理如此浅显，执行起来却困难重重，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经济发展所需与政治意识形态，已经出现了巨大的矛盾。

经济发展的道路，本就离不开从投资往消费为导向的转型，因为任何的投资都难逃回报递减的法则，依赖投资拉动的高增长终究无法持续，更何况投资的最终目的就是服务消费，而消费也是商业投资和创新的市场动力。

市场忌向政府臣服

但是对中国经济政策具有影响力的林毅夫，一直都认为强调消费拉动要不是不懂经济，就是故意误导中国，发展政策的中心思想，始终以中央指导式推动战略型产业投资为导向，中央推行大规模财政刺激，以推动市场消费被看成无效的西方模式，哪怕是改善劳动群体的福利也被视为会造成懒惰。

也许关节点还是在于消费为导向的经济强调个人自由选择，是一种去中央管理的经济模式，毕竟政府决定不了谁该买什么，人力资源在不同省级之间无障碍移动，更是对中央管控社会的一大挑战。

要提振市场消费及投资信心，就需重新建立市场改革开放的道路，对私企和市场的开放承诺是一言九鼎，绝不能哪日再次觉得公有好，私有就是罪，但这却也意味着政府得为市场服务，而不是市场向政府臣服。

纵观种种矛盾，也许中国经济发展眼前最大的障碍并不在经济，而是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