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肯尼思·罗格夫（国际货币基金前首席经济学家，哈佛大学经济学及公共政策学教授）

10月9日至15日，各国财长和央行行长在马拉喀什召开国际货币基金（IMF）和世界银行年会，讨论摆在面前的乌克兰和中东战争、低收入和中低收入经济体违约潮、由房地产驱动的中国经济重挫以及全球长期利率飙涨等一系列非同寻常的经济和地缘政治灾难问题。

但最让资深分析师感到惊讶的是，至少到现在为止，预计中新兴市场陷入债务危机的灾难并没有发生。国际货币基金及现有利差数据显示，尽管利率飙升和美元大幅升值带来了重大挑战，但包括墨西哥、巴西、印尼、越南、南非甚至土耳其在内的大型新兴市场，似乎均并未陷入到债务困境。

这样的结果令经济学家倍感困惑。上述系列违约国家究竟何时成为了经济韧性的堡垒？这会否仅仅是暴风雨到来之前的平静？

我想到了几个缓和因素。首先，尽管美国货币政策紧缩，但财政政策仍处于极为宽松的状态。2023年，美国预计将出现 1.7兆美元（约8.1兆令吉）的赤字，而2022年该数据仅为约1.4兆美元（约6.7兆令吉）。

而且，排除某些与拜登总统学生贷款豁免计划相关的会计违规操作，2023年的联邦赤字将接近2兆美元（约9.5兆令吉）。

中国的赤字也一直在飙升；其债务-GDP占比，在过去10年内翻了一番，国际货币基金预计，该数据将于2027年超过100%。而且，日本和中国的货币政策仍处于宽松状态。

审慎政策值得称赞

但新兴市场决策者也值得称赞。尤其是他们采取了国际货币基金过去20年来所倡导的更为审慎的政策，而明智地无视了就宏观经济政策达成新“布依诺斯艾利斯共识”的呼吁。国际货币基金所倡导的审慎政策，相当于对华盛顿共识的深思熟虑的完善。

显著的创新之一，就是各国积累了抵御美元主导世界流动性危机的大量外汇储备。例如，印度的外汇储备达到 6000亿美元（约2.86兆令吉），巴西在3000亿美元（约1.43兆令吉）左右徘徊，而南非则累积了500亿美元（约2380亿令吉）。

至关重要的是，新兴市场企业及政府，充分利用2021年前普遍存在的超低利率延后了债务到期日，为适应加息新常态争取了时间。

但新兴市场韧性背后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是更加关注央行独立性。上述观点曾经仅仅是一个晦涩的学术概念，但过去20年来已演变为一项全球规范。

虽然新兴市场央行往往比任何通胀目标模型所隐含的更加重视汇率，但上述通常被称为“通胀目标制”的方法，使得新兴市场央行更能维护其自身主权。

央行独立反应领先

独立性增强促使许多新兴市场央行早在其发达经济体同行之前，就开始上调政策利率。这一次他们不仅没有落后，反而走在了曲线的前面。

此外，决策者还推出了减少货币错配的新规，例如，要求银行匹配其以美元计价的资产和负债，以确保美元突然升值不会危及到债务可持续性。企业和银行现在必须满足更严格的国际借贷头寸报告要求，从而使决策者能清楚地了解潜在风险。

此外，新兴市场从未接受已彻底渗透美国经济政策辩论，甚至包括学术界在内的债务是免费午餐的观点。上述观点认为，经济长期停滞导致持续的赤字融资没有成本。上述观点并非冷静分析的产物，只不过是一种一厢情愿。

上述趋势也有例外。例如，阿根廷和委内瑞拉就拒绝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的宏观经济政策指导方针。尽管这为其赢得了美国和欧洲进步派的赞誉，但不出所料，其所导致的结果具有灾难性。

阿根廷不仅经济增长落后，而且还在挣扎应对超过100%的通胀失控局面。而委内瑞拉则在经历了20年的腐败独裁统治后，出现了现代史上和平时期最严重的产出崩溃。显而易见，“布宜诺斯艾利斯共识”刚刚诞生就已经死去。

好模式质量并存

可以肯定，并不是每个摒弃宏观经济保守主义的国家均已陷入崩溃。尽管通胀飙升，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仍解雇所有主张加息的央行行长，并坚持控制利率。

即使通胀率接近100%，外界普遍预测金融危机爆发迫在眉睫，但土耳其的经济增长依然强劲。尽管上述事实证明每一条规则都有例外，但这样的异常现象不太可能永久持续。

如果，像人们所怀疑的那样，由于国防开支增加、绿色转型、民粹主义、高债务水平和去全球化盛行，全球高利率预期一直持续到遥远的未来，那么，新兴市场能否保持弹性？

也许不能，而且，存在着巨大的不确定性，但迄今为止，它们的表现只能用出色来形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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