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大宗商品价格不断上涨，在后疫情时期的经济恢复中，通胀问题成为市场和学术界争论和关注的焦点。

一方面，从全球来看，全球经济恢复带来能源价格、原材料价格不断上升，使得全球通胀预期得到强化；另一方面，国内原材料价格上升已经推动生产价格升至历史高位，有可能传导到终端消费市场，在经济增长放缓的情况下，引起“滞涨”的担忧。

通胀问题已成为下半年中国经济实现恢复和增长最大的担忧。虽然中国一季度经济取得了少有的大幅增长，但多少有去年的低基数的原因，未来可否持续仍令人担心。

目前，一些学者和研究机构倾向于认为，在PPI高企的情况下，CPI低迷反映了剪刀差的扩大。4月份PPI同比升至6.8%，创2017年10月以来新高；CPI同步缓升0.9%，不及预期。

因此，很多人担心当前的需求恢复仍有不足。生产端已经“涨”，而需求端仍然“滞”。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担心，PPI的高企会随着时间传导到消费市场，带来CPI的快速上涨，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滞涨”困局。

在安邦智库（ANBOUND）的研究人员看来，这种担心源自传统经济理论的通胀逻辑，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经济发展已经出现了很大变化，理解通胀的变化，需要有新的视角。

通胀传导模式改变

2008年以来的经济周期中，一方面，新的科技带来生产效率的提升，并带来新经济的繁荣，形成了新的“虚拟”需求；另一方面，在货币宽松政策下，金融体系日益膨胀推高了资产价格，使得通胀从货币到实体经济的传导链条更长。这两个因素使得传统的通胀传导模式有所改变。

随着结构性矛盾不断积累，如安邦智库曾经提到的，未来宏观政策调整的空间和效果都会十分有限。既不能放水带来价格的膨胀，也不能紧缩戳破资产泡沫。

需要注意到，后疫情时期的经济环境与2008年后金融危机时代有所不同，这意味着经济面临的风险情况大为不同。

过去10年，经济面临的风险往往倾向于下行，悬念在于央行会想出什么样的新宽松形式来应对经济放缓；而新的趋势则是如何在经济恢复和全球产业链调整中维持增长空间。

尽管全球经济后疫情时期的恢复出现分化，但从中国的情况看，整体经济仍有很强的韧性。因此，中国经济仍然可在“滞”与“涨”中发挥增长的潜力。

在新的格局下，中国需要在政策上更着重于结构性改革和布局，包括鼓励科技创新和优化资本市场改革，进而在数字经济、绿色经济这些新的战略领域扩张新的市场空间，同时，通过资本市场优化和完善投资布局，发挥其吸纳货币的蓄水池作用，通过提升投资效率和生产效率来化解通胀压力。

安邦是一家马中经济与政策智库，在北京和吉隆坡设有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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