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你知道国内生产总值（GDP）是怎么算出来的吗？简单凯因斯模型将经济分成4大部门，即消费（C）、投资（I）、政府支出（G）和净出口总和（X-M），并透过公式GDP（Y）=C+I+G+（X-M）计算各部门的支出表现来描绘出总体经济成长。

随着净出口（X-M）前景日趋严峻，未来驱动经济增长的动力将来自转动经济齿轮的家庭、企业和政府3辆马车，而流转在三者之间的金钱就是驱动这3大齿轮，也就是经济活动的润滑剂。

不过，在政府债台高筑、企业盈利下滑、家庭债务居高不下的情况下，这3辆马车还能驱动国内经济增长，抵御严峻的外围经济环境吗？《投资致富》将透过深入剖析3辆马车的健康情况，来探索未来国家经济的危与机。

次季成长依然坚稳

第二季国内生产总值（GDP）强劲增长4.9%、7月出口按年增长1.7%……大马种种的亮眼经济数据，在区域小型经济体开始陷入衰退风险之际，显得格外优异。

在服务业和制造业两大成长引擎带动之下，大马第二季经济成长加快到4.9%，不仅高于第一季的4.5%，也超出市场预期的4.8%，更是区域第一个第二季经济成长加速的东南亚国家。

同时，大马也是区域唯一没有下调全年经济增长目标的国家。国家银行预期全年经济增速将介于4.3至4.8%。

新加坡今年第二季GDP仅年增0.1%，且以年率计算，较上季萎缩3.3%，促使新加坡政府将2019展望下调至零到1%之间，牛津经济研究院也预期，新加坡第三季将持续衰退；香港经济持续受贸易战和反送中行动影响，今年第二季GDP仅年增0.5%，为10年来最差。

经济学家表示，大马次季经济表现超越大市，其中私人消费仍是主要的增长动力来源，同时私人投资也有所改善。

“我相信大马正感受到中国与美国贸易战的利多。”

数据显示，随着越来越多企业迁往大马，我国今年首季批准的外国直接投资（FDI）强劲增长近一倍，至217亿令吉，创单季FDI历史之最，去年仅112亿令吉。

关税战冲击
大马难幸免

迈入第三季，大马经济增长脚步也并未放慢，7月出口按年增长1.7%，远远超越市场预期的萎缩2.5%，而同期新加坡出口则连续5个月走跌，按年挫11.2%，印尼7月出口也跌5.12%，连续9个月下跌。

大华银行高级经济学家胡瑞玲表示，7月强势出口表现进一步反映出贸易转移效应（Trade Diversion Effect），主要是电子与电器产品出口增加及美国和中国出口加快。

“不过，中美关系恶化的总体影响依旧负面，这可从进口需求放缓，乃至8月制造业采购经理人（PMI）连续4个月呈跌看出端倪。”

她说，考量到全球贸易下行风险及比较基础较高，维持全年出口增长1至1.5%目标不变。

MIDF研究认同，今年上半年出口萎缩0.2%，预见在中美新一轮关税战冲击下，第三季出口表现将相对脆弱。“在新关税冲击供应链影响下，这将对全球，乃至大马经济带来更多风险，其中以电子与电器产品冲击最大。”

该行指出，越南8月出口增速创下6个月来最慢，而韩国出口更按年下挫13.6%，这些区域贸易伙伴最新贸易数据将成为我国未来出口表现的借镜。

出口前景不理想

“值得注意的是，资本与半成品进口持续减少，意味着未来出口前景并不理想。同时，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及主要经济体增长失速，更让我们不预见下半年出口将强势反弹。”

由此可见，在短期强劲出口，以及充裕的贸易盈余下，今年大马GDP增势将获得保障，但总体经济要在日趋严峻的外贸环境中逆势上游，恐怕将越发艰难。

兴业研究认为，随着贸易摩擦升温，全球经济下行风险日增，可能进一步打击大马明年外贸和经济活动，预见明年经济增长将从今年的4.5%放缓至4.3%。“我们预见明年出口增长将从今年的2.2%下滑至1.5%。”

政府不牵动
民间难作为

随着来年外围环境日趋严峻，未来驱动经济增长的动力将来自内需3辆马车——消费、投资和政府支出，其扮演着促进经济稳定与增长、监管和控制经济，避免衍生出经济问题角色的政府更是重点所在。

根据世界银行数据，2018年大马政府开销占G D P比重为11.923%，比重虽远远不及私人消费近60%，但影响力不容小觑。

凯恩斯经济理论指出，政府开销增加将对需求和经济带来乘数效应，大马政府自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以来，持续采用扩张型财政政策，成功推动GDP和人均GNI从1957年的51亿和788令吉，提高至1.3534兆和4万1128令吉。

《政府开销对印尼、大马及新加坡经济增长影响》学术论文测试政府开销对印尼、大马和新加坡经济增长影响，发现政府开销与GDP呈正面关联，其中大马政府每提高0.9%开销即可推动GDP增长1%。

可透过财政政策消费投资

更重要的是，政府开销占GDP比重虽不高，但政府却可透过财政管理的方式去左右消费和投资表现。首先，政府可以透过调控税率来影响家庭可支配收入，例如在经济不景的时候，政府可以透过减税来提高家庭可支配收入，从而拉动消费需求。

此外，联邦政府也可透过落实财政赤字政策，甚至是加印钞票等振兴措施来为整个经济系统注入更多流动性，透过钱滚钱的方式来提振经济增长。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曼就是财赤政策的拥护者，认为透过落实财赤政策有助于降低失业率，并为经济注入所需的复苏动能。在经济增长趋缓之际，如果缺乏财政振兴政策，国家经济可能陷入衰退，但对于债台高筑的大马，我们还有其他攻略选择吗？

国库羞涩
振兴难施

在经济处于危难的时候，大马政府往往都透过落实财政振兴政策来拉抬经济，并成功将陷入泥泞的经济导回正轨，但过度扩张资产负债表也带来反效果，那就是债务的不断攀升。

自1998年，我国联邦政府财政持续处于赤字状态，更在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爆发时飙至6.65%的高位。

截至2017年杪，联邦政府总债务占GDP比重达到50.7%，而政府担保、公共私人合作项目（PPP）租赁承诺等项目负担达4000亿令吉或GDP的30%，令联邦政府总债务达到1.087兆令吉或GDP的80.3%。

《2019年财政展望及联邦政府收入预测书》指出，联邦政府债务居高不下，主要因素为过度开销、高逃税和过度举债，并忧虑高债务压力将削弱政府提高生产力开销空间，从而打击经济增长。

“高债务水平将削减政府投放在社会经济发展，甚至是在金融危机时落实‘反周期政策’（countercyclicalpolicy）的空间。”

报告表示，在全球金融风暴后，有多个债台高筑的欧洲国家陷入冗长的经济衰退期，因此有了欧债危机的前车之鉴，政府决心降低债务水平至更“可持续”的水平，同时确保经济依旧稳健和具竞争力。

没错，过度开销是政府债务居高不下的原因之一，但别忘了政府收入渠道过于狭窄也是肇因之一。

税收占GDP比重低

税收是政府主要收入来源，根据《2019年财政展望及联邦政府收入预测书》，政府2018、2019和2020年直接与间接税占总收入比重分别达到80.6%、73.9%和67.3%。其中个人所得税、公司税和石油税收占比就已经逼近50%，反映出由消费者承担，比较不受经济形势影响的间接税比重太低。

我们再来看税收占GDP比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副总裁古泽满宏（Mitsuhiro Furusawa）曾点出亚洲区税收占GDP比重太低，更认为15%门槛是最理想的比重，而我国自2012年以来税收占GDP比重持续下降，截至2017年杪税收占GDP比重仅为13.13%，与理想门槛还有一定的距离。

税收占GDP比重低虽反映出消费者拥有更多可支配收入来促进经济增长，同时也反映出政府无力透过提高收入来促进基础建设、医疗和教育投资，甚至是将国内财富重新分配给低收入群，改善国民贫富差距问题。

随着希盟政府上台宣布取消消费税，国家财政将面对每年高达200亿税收缺口，就算政府祭出糖税、离境税等新税来提高收入，也无法堵住庞大的税收缺口，无形中也对资产负债表带来压力。

救经济VS保评级
政府陷两难

公共债务居高不下，政府坚持减赤有其必要性。《政府债务与其他决定经济增长的因素：希腊例子》学术论文指出，希腊政府债务在2000年后飙升，对经济的负面增长影响也快速浮现，因此政府赶在债务爆表前处理问题绝对是明智的。

不过，欧债危机的蔓延与扩散，迫使欧元区国家进入财政紧缩周期，结果对欧洲经济复苏带来非常不利的影响，这点值得坚守财政秩序的政府引以为鉴。

因此，在财务压力居高不下、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的两难情况下，政府需在保住主权信贷评级不失及如何在私人领域增长减缓下，扛起促进经济增长的重担问题中做出抉择。

选择1.救经济为重后果：主权评级动摇

中美贸易战已成为全球经济增长最大绊脚石，大马固然有强大的内需作为后盾，但唯恐难全面抵销外围冲击对总体经济的影响，因此部份经济学家已开始建议政府暂时搁置财赤目标，祭出振兴经济措施来烘抬经济表现为重。

经济放缓直接间接冲击税收

经济学家认为，明年全球经济增长可能弱于预期，恐对经济带来更大的下行压力。“经济增长放缓对政府的直接影响，就是直接与间接税收减少。除非政府未来进一步削减开销，否则未来财赤目标也将难以达成。”

另一名经济学家说，降低财赤目标将助于取悦外国投资者及维持主权信贷评级，但削减财赤的后果却需由国民承担。

“我们需要经济增长创造和保留就业机会。经济增长放缓时，政府往往会透过提高开销及降低税率来促进经济增长。”

经济学家表示，以当前的情况来看，保住经济增长是重中之重，主要是缺乏经济增长来提高政府收入，财赤目标将变得遥不可及。

“更重要的是，政府需选择落实正确的财政振兴措施，以对经济带来最大的乘数效应。我们认为加快关键基础建设项目建设就是重要的一环。”

其中，东海岸铁路计划（ECRL）在搁置10个月后重启，已显著提振外国投资者信心，而总开销大减三分之一至440亿美元（约1838亿令吉）也有助改善政府财务，市场希望仍处于评估阶段的隆新高铁将是下一个亮绿灯的项目。

公共投资推动私人投资

学术论文《大马私人与公共投资：时间序列分析（Time-Series Analysis）》研究发现，公共投资有助推动多数经济领域的私人投资表现，其中建筑业的公共开销每增加1%将带来1.9%的私人投资，反映出若政府将更多开销投放在高生产力领域，将催生出更多的私人投资，最终为政府带来更多的收入，从而拉低赤字水平。

选择2.保住信贷评级后果：经济增长放缓

保住信评不变的重要性，在于节省融资成本。对政府来说，信贷评级决定了融资成本，融资规模和融资渠道，越高的信贷评级意味着投资者愿意以更低的利率借钱给你，你需要偿还的利息也就越低。

一旦信评遭到调降，国家不仅可能面对相对更严格的贷款条件，同时可能影响市场对评级对象的信心，导致金融市场更为脆弱，股市下跌、债券回酬率上行，投资者对国家的前景也可能蒙上阴影。

扩大收入VS削减开支

因此，要降低债务水平，达到预设的财赤目标，政府只有两个方向可行：一、扩大收入；二、削减开支。

不过，2020年全球经济情势严峻，总体经济下行压力日增，企业和家庭面对的财务压力也将增大，政府想在如此艰难的情况下扩大收入，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那么，政府只剩下削减开销一路可走。希盟政府自上台以来积极削减营运开销，甚至是为诸多大型工程瘦身来杜绝浪费，希望借此拉低财赤，但小心赔上经济减速的恶果。

公共开销的变化，将对公共薪酬和政府转移带来重大影响，主要是劳动力市场是串联财政政策影响与经济增长的主要渠道。假设政府削减公务员开销，可支配收入减少将拉低产品需求，导致企业盈利减少，并最终削弱投资，从而导致经济增长。

值得注意的是，税收是政府的主要来源，企业和家庭收入减少，也将导致缴付的税款降低。一旦政府收入跌幅较开销节省来得大，赤字情况可能不减反增。

如果政府财务不见改善，进一步的财政紧缩将抑制财富转嫁至社会底层群体的力度，让他们的生计日趋艰难，对经济的冲击也可能进一步加大。

结语

在财政情况吃紧的情况下，留给政府的选择已经不多，怎么选都有后遗症。在政府无力为经济带来显著刺激下，推动内需增长的重任就得交由另两辆马车——企业和家庭来扛了，但他们有能力挑起重担吗？我们将在下一篇进一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