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观点

延偿贷未必能救新兴国/毛里西奥·卡德纳斯

Tan KW
Publish date: Sat, 23 May 2020, 11:15 PM

许多人呼吁让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暂时延期偿付所有债务,以免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引发一场主权债务违约海啸。

他们认为与其被动等待债务人停止履行偿付责任,不如叫债权人同意暂停收款一段时间更能令事态有所改观。

不过,尽管全面冻结债务偿可能会对许多缺乏更佳选项的低收入国家有所帮助,对于那些目前仍能进入金融市场的新兴经济体却可能适得其反。这些国家现在需要的是更多的资本流入,而不是对流出的限制。

暂停偿付会带来两个问题。

首先,新兴经济体需要新的净融资,换句话说就其资源需求量要比冻结其偿债义务所能提供的更多;其次,参与延期偿付的国家可能面临某些债券持有人的法律诉讼,进而影响其未来进入资本市场的渠道。

对于在本币资本市场上拥有大量外国投资的国家来说,债务延付尤其会成问题。

外国投资者撤离市场的冲动将对新兴市场货币构成更大压力,从而推高通胀并限制了可用于缓解冠病经济后果的流动性资源。

资本管制不实际

采取防止资本外流的资本管制措施同样是不明智的:资本无论如何都会撤离,同时也会在撤离过程中造成严重破坏。

虽然债务延付对新兴市场弊大于利,但期望私人资本提供这些国家当前所需的融资也是不现实的。

的确,几个新兴经济体在4月以较为合理的条件,从主权债券市场筹集了资金。

墨西哥发行了60亿美元(260.4亿令吉)债务、以色列发行了50亿美元(217亿令吉)、印尼43亿美元(186.62亿令吉)、秘鲁30亿美元(130.2亿令吉)、巴拉圭10亿美元(43.4亿令吉)。

需要近11兆资金

而巴拿马和危地马拉也发行了一小笔数额。此外,卡塔尔、阿联酋和沙地阿拉伯发行了总额达240亿美元(1041.6亿令吉)的债券。

但相对于新兴经济体今明两年预计达2.5兆美元(10.85兆令吉)的资金需求来说,这只是杯水车薪。

同时,也不能保证将来的债券发行必定成功。新兴经济体不太可能经历“V型”复苏,因此其信贷状况必将有所恶化。复苏将需要时间,并且(病毒一样)呈现波动性,从而产生更大的不确定性。

随着全球经济数据表现欠佳,投资者将越来越倾向于选择更安全的资产,并减少新兴经济体投资。

求助多边发展银行无门

那如果既不建议延期偿付,又无法依赖私人资本,我们该怎么办?

常规的应对手段是让新兴经济体从国际货币基金,以及多边(和区域)发展银行那里寻求更多的支持,但是这些机构无法提供所需的资源。

国际货币基金最多能调动1兆美元(4.34兆令吉),而各个多边开发银行只能拿出几千亿美元。这反映出这些机构既资本不足又害怕失去其“AAA”信用等级的窘境。

同时,在包括美国国会在内的诸多阻挠之下,为这些机构补充资本可能需要数年时间。但,我们现在就需要钱。

而解决方案其实有赖于那些发行储备货币,因而应当真正关注全球经济健康状况的中央银行。

应建立特殊用途工具

通过与国际货币基金和多边发展银行进行协调,它们应构建一种特殊用途工具,以充当眼下全球大量可用流动性与新兴经济体不断增长的融资需求之间的桥梁。

特别是,特殊用途工具可以发行债券,然后那些大型中央银行将根据自身制定的量化宽松计划购买这些债券,后将所得款项贷给新兴经济体。

借助某些提高信用水平的操作,这些贷款可以像其他金融资产一样被证券化和交易。

这些特殊用途工具需要包含一定的权益,才能达到购买其债券的央行所要求的最低信用等级,而多边发展银行和国家政府都可以提供这些权益。

多边发展银行将管理新贷款的构建、监督和偿付,这可以由特殊用途工具和多边发展银行联合实施。

间接鼓励私人资本流入

但是,属于特殊用途工具的贷款,当然不会被记入多边发展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因此也不会影响其信用等级。而特殊用途工具贷款应当只能被用于应对冠病紧急状况(包括复苏)。

为该机制提供资金的央行将决定哪些国家可以动用该机制。比如美联储可能不愿向一个扶持某个中国作为主要债权人的国家的特殊用途工具提供流动性。而为了促成融资,中国也需要为该计划提供资金。

此外,特殊用途工具可作为风险缓解工具,以使更多的私人资本进入新兴经济体,例如它可以在疫情后复苏阶段对外国对公私合作伙伴关系的直接投资提供股权担保。

最后,多边发展银行应更有效地利用自有资产负债表来支持经济复苏。在这方面它们可以且应该做的事情很多,从增加自身获取其他流动性来源的途径以增加其杠杆作用开始。

比立法更快和方便

提议建立的特殊用途工具,可以提供多边发展银行当前缺乏的流动性支持。

事实上二十国集团全球金融治理专家团,在2018年的一份报告中就提议过这一点,并预计这一安排将使世界银行的贷款额至少增加10%,各区域多边发展银行的贷款数量也会大幅增加。

政策制定者们应该专注于对现有系统进行调整,而不是在这些非常时期中建立新的国际金融体系,同时建立特殊用途工具的过程也会比需要立法行动的替代方案更加简单快捷。

当然,额外的全球贷款机制并不能解决新兴经济体当前面临的所有问题。

但这将为它们提供一些崭新的工具,而设置这一机制将需要果断行动和国际协调,就跟帮助我们战胜病毒本身的原则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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