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近重温并反思了今年以来我给报业辛迪加写的所有专栏。有两篇评论特别突出。1月份我指出，如果生产率不能出现新的井喷，21世纪20年代世界将难以实现此前几十年那么快的经济增长。

随后在2月份，我为韩国导演奉俊昊以《寄生上流》赢得奥斯卡最佳影片而喝彩。

我认为，这一成就进一步证明了韩国经济和国家增长是我们这一代人最有趣、最引人注目的故事之一。

这篇评论发表时，我丝毫不知道韩国已经面临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一开始，我担心我溢美之词给得过于仓促了。

但到了现在6月份，韩国在基本控制第一波疫情的国家中名列前茅。事实上，几乎所有通常在可持续经济增长指标上位居前列的国家，面对当前危机的总体表现都要好于其他国家。

怎样算是可持续经济增长？可以看一些可信的指标，比如联合国和世界银行所编制的一些指标，以及毕马威等私人企业和列格坦研究所（Legatum Institute）等智库的报告。这些材料大部分都类似于我在高盛担任研究主管和首席经济学家时所负责的报告。

从21世纪初开始，我的部门开发了包括大约180个国家在内的增长环境评分，其基于大约15个不同的变量，包括通货膨胀、利率、科技、教育、法治等。最新增长环境评分为2014年。

环境强死亡率低

但现在回顾起来，你会发现在过去排名最高的国家，现在的冠病报告致死率最低。

比如，2014年增长环境评分中表现最好的经济体有新加坡、香港和韩国，随后是挪威、荷兰、卡塔尔、纽西兰、卢森堡、丹麦和澳洲。

目前，这些经济体在应对冠病方面的表现突出，要好于其他大部分经济体。有一个例外是荷兰，应对冠病的表现不如预期。

类似地，在人口较多的G7西方国家，德国的增长环境评分要显著高于美国、英国、法国和意大利，其在过去几个月中的表现也远远好于后四国。

而在所谓的金砖四国中，中国迅速的平抑并扭转了流行曲线，其增长环境评分也要高于巴西、俄罗斯和印度。

这些观察的引人注目之处，是增长环境评分并不直接考虑国家卫生体系。因此，其与疫情期间的表现的强相关性也许仅仅是巧合，但可能性更大的结论是我们所使用的可持续增长指标，对于一国卫生体系质量有很大影响。

比如，科技状况是进行迅速有效的冠病检测、跟踪和接触者溯源的关键决定因素。在收集增长环境评分的早期阶段，我记得我一开始震惊于韩国的科技评分之高。但我很快认识到，这正是驱动韩国实现整体包容性增长的关键因素。

也许不出意料，另一个重要的增长环境评分变量是增长在人口中间分享的公平程度。人均GDP和中位家庭所得较高的国家总体上在当前危机中表现也更好。

数字革命注入卫生体系

这里有重要的教训，特别是现在正在制定重建经济计划的决策者来说。显然，许多国家需要抓住数字革命，为卫生体系注入更强的韧性。

我的祖国英国为此付出了高昂的学费。

但愿卫生部和英国公共卫生署（Public Health England，或者任何可能取代它的机构）能认识到更有效、更广泛的诊断和其他技术的必要性。

更广泛地说，当决策者着眼于基础设施需求时，应该扪心自问什么更重要，是铁路系统和新大楼这样的浮夸工程，还是宽带和教育这样的不太“性感”的投资。

毕竟，冠病封锁可能已经朝好的方向改变了我们的工作和生活方式的某些特点。

后疫情经济可能会有更多的远程办公，更低的城市人口密度等。

我们仍需要完全现代化的交通体系，但也需要更多办法让人们不论身处何处都能得到机会。

否则，大部分国家的经济表现将仍然脆弱，周期性低迷频仍，远低于应该达到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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