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对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处理和应对，尽管中国创造出了世界第二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尽管各地快速建成了众多规模超群的特大城市，但真遇到复杂的大事时，地方政府的应对和处置能力还是存在很多问题的。

尤其是在准确识别危机性质、前瞻判断潜在风险等方面，还有很多缺陷。

从提升治理能力来看，未来的中国的中央和地方政府关系需要什么调整和变化？

在独立智库的角度，安邦咨询（ANBOUND）的研究人员认为，今后中国的央地关系中，以中央为核心的集中管理的基本架构不会改变。

不过，要实现更好的国家治理，未来的央地关系需要有一些调整，要建立起一定的激励机制，在保持中央在政治上的权威性的同时，还需要更多地释放地方的积极性。

实际上，广泛调动地方的积极性，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得以成功的重要经验，现在需要在新时代把成功的经验发扬光大。

调整央地关系是复杂而敏感的系统工程，可以看成是对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结构调整。这其中的工作非常复杂，涉及到大量的权力分配、利益让渡以及约束机制的建立和调整。

“一放”向地方放权

如果要变成政策，需要很多专门的机构进行政策设计。作为智库研究人员，我们只在基本思路方面做一些探讨。安邦研究人员的看法是，央地关系的调整涉及到“一放一收”两个方面。

所谓“一放”，是指中央需要适度向地方放权，使得地方的权力、责任与地方承担的事务相匹配。

中央与地方可以划定一些地方事权比较大的领域，增加与地方的权力，建立中央与地方的协商机制。放权之后，可以要求地方政府承担更多的地方事务。

这里所说的权责事匹配，不只是财政体制改革的要求，还包括更多公共事务、社会管理领域的决策权与管理权。适度放权是建设面向地方的激励机制的核心基础。

适度放权可以有效解决地方不敢担责和怠政的问题，权力已经给了地方，地方就要负起责来。要指出的是，适度放权的前提是中央保持政治权威和在重大事务上的控制权，但这个前提在中国国内不成问题。

“一收”专业机制来约束

所谓“一收”，是指中央需要在政治权威（如乌纱帽、督察机制）之外，通过建立一些专业领域的标准、规范和机制来约束地方。

在这些专业领域，可以建立很多纵向的专业“条线”，包括专业机构、专业力量、专业规范、专业要求等。

比如应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就有很多专业规范和约束（信息报送、信息披露及透明度、专业力量协调、应急机制、社会动员机制等）。

在这些专业领域，中央可以建立国家级的机构来对地方的专业工作进行领导和指挥。

对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差异显著的大国来说，在未来的国家治理中，中央不可能事事都“一竿子插到底”，管理所有的事情。

可以在合适的领域对地方政府适度放权、给钱，同时用更多专业规范和专业标准来加强对地方治理的约束。

这样可以在政治站位和行政要求之外，提供更加多元的央地治理机制和模式。 

安邦是一家马中经济与政策智库，在北京和吉隆坡设有研究中心。欢迎读者提出对本文意见：malaysia@anboun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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