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续谈本年度诺贝尔经济奖得主塞勒在行为经济学上的一些理论以及彼等在发展中国家的实用性。
上期谈到有关人“被限制的理性”（limited rationality）方面，谓许多人会进行“脑海中的会计”（mental accounting），如把钱的各项长短用途分别“置放”在不同的心理“账户”里。
但是，明明可以相互补不足的这些钱，反而没有被理性地如此用，反而有时可能会花上更高利息来弥补一时之需。
我认为塞勒是假设了这些心理“账户”里的钱是能“互通”的，而在塞勒所处的发达国家里，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也的确如此。
愁孩子教育
因为充沛的、质量高的公共服务或物品使然，一般人无需太过为未来的（子女）教育或（自身）医疗的费用而担心，大可拿来短期应急不等。这些人的生活是极为幸福的。
但在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里，大多数人的生活却没有如此幸福。
在那里，做父母的要子女得以受到有质量的高等教育（当地的公共教育水准高低与是否有人为障碍难以入读暂时撇开不谈），大多都怀着把子女送入私立学校或送出国念书的心态。
因此，必须从小就至少在心理上甚至可能是实际上为子女们储蓄教育基金。
而在公共医疗设备相对落后的大前提下，许多人也希望得以到私人医疗中心甚至出国就医等，但基于种种商业与社会经济原因，这些地区的涵盖此类医疗服务的保险费用相对会比发达国家高。
所以，许多人也须从年轻时，不管心理上或实际上即开始储一大笔医药费“防老”。
先存医药费
所以，对于发展中国家的许多人来说，这些“教育与医疗用途”的心理或甚至真正的“账户”可是神圣不可侵犯，因为它们关系到自身的老来健康与子女的未来前途。
换句话说，与发达国家不一样，这些“账户”与“普通用途”的“账户”，两者的重要性是不能划上等号的，所以两者之间也就难以产生互补的作用。其是以当着命根子的“教育与医疗用途”账户来填补“普通用途”账户，更是万不可行，反而宁可去找“阿窿”来借钱。
在这一个层面上，我反而觉得发展中国家的许多人们，其实彼等脑海中的理性理财态度还是颇为健全的。
只不过是因为当地现实的政治经济社会考量使然，令到彼等不得不做出一些在发达国家的人眼中看来是打自自身内心的偏见所限制的经济行为。
